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之所以能够迎来四次“转折”从而走向胜利，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强大政治定力。

　　回溯中国共产党95年的奋斗历程，每逢重大节点、关键时刻，总有一大批极具政治定力的共产党员为我们党站台压舱、抗风拒浪，保证党的事业顺利涉险度难。党和红军在长征前后之所以能够迎来四次“转折”从而走向胜利，就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的强大政治定力。

　　生死攸关转折点：遵义会议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逐渐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在红军长征的初期，毛泽东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他并没有终日自怨自艾，而是在行军中积极思考着使党和红军摆脱当下困境的出路。当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均因身体有恙而坐着担架行军，每当休息时，三人的担架常常被放在一起，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毛泽东向张闻天和王稼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党和红军要想转危为安，必须首先改变最高军事指挥“三人团”所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他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对红军战略方针的分析，逐渐赢得了张闻天、王稼祥的认同。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一片橘林中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的两副担架被放在了一起。他们两人议论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毛泽东关于红军前途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党和红军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将商议结果分别致电告知了彭德怀及其他领导同志。这些开会前的“个别酝酿”及“通气吹风”，为党之后纠正自身的左倾路线错误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党和红军当时最为关键的组织领导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将毛泽东重新纳入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的决定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最终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一条没有方向的航船来说，哪个方向刮来的都只是逆风。在受排挤的人生低潮期，毛泽东等人既没有心灰意冷，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作壁上观甚至于改换门庭，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彰显出他因坚定信仰和坚强信念而生、不因个人荣辱利益而移的强大政治定力。正是这种定力，让党和红军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赢得主动转折点：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经过整编和短暂休养的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此时，敌军主力尾追而行，造成黔北地区的兵力空虚。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回师东进，趁黔北敌军空虚之际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在遵义地区的作战中，红军以三万之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给养。遵义大捷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乃至整个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有力重振了全军的士气，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追击红军以来的奇耻大辱。

　　遵义大捷以后，红一军团军指挥员向中央发电提出攻占黔西商贸名镇打鼓新场的建议。但毛泽东却根据最近破译敌军电报，推断敌军已准备向打鼓新场集结。由于不少领导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双方由此引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还是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毛泽东负气离开会场，会议随后表决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虽然出于一时激愤而辞职不干，但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在这天深夜提着马灯出发，决定再找周恩来争取一下。二人交流过后，又一起去找朱德进行详细讨论。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县枫香镇的苟坝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失败。这次会议同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的半个多月内，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继而强渡乌江威逼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待蒋将滇军调来“救驾”之际又向西直插云南，趁敌回援造成金沙江防线空虚之时越江北上，最终将几十万追兵甩在南岸，从而赢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视为一生之中的得意之笔，但这一行动在当时并非得到全部人的理解与认同。四渡赤水的最大特点就是“走”，即在“走”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进而跳出包围圈，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权。可“走”必然使部队疲惫不堪，也不可避免地绕了许多弯路。当时有一些红军官兵不理解甚至对此大发牢骚，认为毛泽东的指挥就是走“弓背路”，不会走捷径，导致部队疲劳至极、苦不堪言。有的指挥员情绪比较过激，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取消毛泽东的指挥权，闹出了一场会理会议风波。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个人所遭受的误解和压力就放弃事关全局的战略部署，更没有因敌人的重重包围而张皇失措，他始终紧抓“跳出包围圈”这个根本战略目的，通过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走”，最终冲出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既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战地传奇，也让后人看到了那一代共产党员的政治定力与大局担当。

　　遏止分裂转折点：先行北上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历尽艰险的两军将士相见后分外高兴，纷纷互赠纪念品、召开联欢会、讲述征战经历，整体气氛十分融洽。然而，当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不过是一支仅有不足万余人且装备补给条件都十分差的疲惫之师，与自己手下率领的八万之众、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完全不能相比之后，其个人的政治野心一下子膨胀起来。他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反而执意展开南下计划，实际上就是想以此来要挟中央，向党伸手要权。党中央在拒绝张国焘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从维护大局的角度出发，对张国焘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同意让其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张仍感到不满足，继续在暗中从事分裂党的活动。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9月9日，张国焘再次发电，要求右路军南下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党和红军随时可能坠入组织分裂、手足相残的黑暗深渊之中。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经过紧急协商后，一致认为说服或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非但没有可能，再拖下去则极有可能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中央因此决定，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红三军和中央军委纵队一部迅速离开驻地，先行北上。如此一来，既能够避免红军之间发生无必要的流血冲突，也使得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得以保存；而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和南下计划的受挫事实，使广大红军官兵，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官兵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及其图谋分裂党和红军的本质，为日后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进一步扫清了障碍，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党指挥枪”这条人民军队的根本建军原则。正如毛泽东在1937年3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张国焘）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南下失败的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而张国焘则于抗战开始后叛逃至国民党方面，全国解放前夕又逃往海外，最终病死于加拿大。曾经的中共一大代表，最终却沦为流亡海外的叛徒，在历史大潮中浮沉一生的张国焘，最缺乏的正是那种心向信仰、不慕权势的政治定力。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央红军中那么多领导同志，没有一个被张国焘的枪杆子所吓倒，更没有人因此而与之密谋串通、卑躬屈膝，而是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坚决斗争。而红四方面军中的不少同志，也没有因张国焘是自己的上级而轻易动摇立场。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之后，当有人请示徐向前“打不打”时，他就明确表态：“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体现的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政治风浪袭来时的如磐定力与清醒头脑。

　　全民抗战转折点：西安事变

　　1936年10月22日，历经千难万险、跨过无数坎坷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会师，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最终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共内战已经彻底结束，相反，此时的陕北根据地可谓三面受敌，蒋介石正期待着将这里变成共产党和红军的全军覆没之地。而此时，距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已然过去了整整五个年头。在这五年期间，日本不但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还先后与中国军队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热河（长城抗战）、察哈尔（多伦抗战）、内蒙古（绥远抗战）等地进行了多次作战，并在其侵占地区内成立了“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政府”等傀儡政权，以期达到在掩人耳目的同时逐步分裂、蚕食中国的险恶目的。而此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对日问题上一再妥协退让，不仅使中国丢掉了战略价值极高的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还让日本军队堂而皇之地进驻了淞沪重镇和华北腹地，把刺刀直接抵到了中国人的胸口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世人的目光一瞬间都投向了这座西北古都，猜测着中国时局的未来走向。

　　在听闻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全民族抗战的大计出发，认为杀蒋只能使中国再度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而这样的中国更加无法抵挡日本的入侵，只能被敌各个击破。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与政治敏锐性，在这一刻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早在1935年12月17日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央就已经深刻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必须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者将日寇赶出中国。因此，周恩来飞赴西安，积极参与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中去，不仅成功化解了这一局面，还为日后国共合作抗战做好了铺垫。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半年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虽然许多曾经的军长、师长都降级成了团长、营长，虽然大家要将心爱的红五星从帽子上摘下，但全体将士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在党中央人民战争路线的正确指导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之中，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清代郑板桥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不惧四风、坚劲不折的岩中竹，正是“定力”二字的最好诠释。而对于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坚守自己的党性修养，如此方能获得如岩中竹那般坚劲的政治定力，真正成为一名讲政治、有信念的合格党员。（ 肖裕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