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逢其时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增长率除了2010年达到10.6%的两位数，其余年份都已降到个位数，2011年至2015年，经济增速分别是9.5%、7.7%、7.7%、7.3%和6.9%，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为6.5%~7%。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体现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另一方面也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因素。就前者而言，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还要保持两位数的增速，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即便是7%左右的经济增速，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就后者而言，金融危机的冲击至今未消散，投资、消费和外需不振的周期性因素还影响着各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具体到我国，虽然也受到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始终未得到很好的解决，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当经济增速下滑时，多年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应对之策。一是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方面入手，也就是从需求侧找解决办法；二是从劳动、投资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入手，即从供给侧寻求良策。由于刺激需求较短时间内能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一直以来是我们惯用的做法，的确也起到了保增长的作用。然而，长期的需求刺激，累积了越来越大的负面效应，突出表现在：不少投资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造成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投资回报率递减；大量的资金投入导致地方债务快速膨胀，杠杆率攀升；社会资金因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而“脱实入虚”，易诱发资产价格泡沫；供需出现错配，有的是有供给无需求，造成产能过剩，有的是有需求无供给，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的消费品国内鲜有供给，致使一些消费外流海外；有的是供给难以满足需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老百姓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也促使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国内来看，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支撑我国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变小；过去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呼声愈来愈高。从国际看，全球分工格局加速调整，在再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一些高端制造业开始回流发达国家，东南亚国家凭借丰富而低廉的人力资源，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我国转移出去；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在技术上已从一个跟跑者的角色正变为一个同先进国家齐头并进甚至个别领域成为领跑者的角色，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充分形成，导致在全球产业链中既有低端国家的追赶，又有高端国家的挤压。

　　 因此，在新常态下，无论是下决心解决长期需求侧刺激政策累积的负面效应，还是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正逢其时。

　　 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落实，对保持“十三五”时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先导。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依靠创新驱动，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妥善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供需协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发展质量，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只有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和后劲。

　　 其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市场与政府要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合理理由，而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避免借宏观调控之名行替代市场机制之实，必须切实破除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藩篱，减少和消除经济体系中的扭曲，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机制引导资源向更有效率的领域集中。

　　 第三，在产业、要素、制度三个层面精准发力，增加有效供给。在产业层面上，坚持调整存量与做优存量相结合，利用财税信贷等政策，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在要素层面，关键是要让要素流动起来，引导要素从低效领域流入高效领域，提高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放活土地经营权；消除人员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为农民进城创造积极条件；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民间投资意愿，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在制度层面，要通过制度供给，不断释放制度红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强经营活力；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强化产权有效保障；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家精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大战略选择。直观上，它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培育新动能；其实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可以看作为实现改革根本目的而落实的局部性目标。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

　　 因此，这样的改革，不单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更是需要各种政策措施的统筹并用。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调控政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利用需求侧调控政策保持经济一定的稳定增长，有利于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的回旋余地。（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