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革命信念是红军胜利之根，铁的纪律则是其胜利之本。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斗争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坚守铁的纪律，锤炼了红军队伍铁的纪律观念。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官兵都能严守纪律；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不忘执行纪律；无论职务多么高，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严守铁的纪律，是长征取得最终胜利至关重要的因素。

　　坚持党的领导：红军创造长征奇迹的最重要原因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理想与信念的最终体现和落脚点，就是坚决执行党的领导。跟党走，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源泉。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所以，坚持党的领导，是红军创造长征奇迹的最重要原因。

　　长征的胜利之所以被世界称为奇迹，不仅因其路程之遥远，更是因其面临着众多难以计数之困难：道路难行、自然条件恶劣、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以及长征初期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每一项都足以使红军面临石达开式的灭顶之灾。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激励和支撑着红军指战员跨过了激流汹涌的条条江河，翻越了陡峭险峻的座座高山，穿过了沼泽密布的茫茫草地，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取得长征胜利的呢？1938年4月，张闻天在陕北公学演讲时指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她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那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我们曾经碰到了几乎不能渡过的天险金沙江与大渡河。我们曾经碰到了人类几乎没有到过的雪山与草地。我们处在敌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最后，我们还是完成了我们当时的任务，到达了当时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就是北上抗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它激励着无数的红军战士，不管是如何残酷的战争环境，还是如何恶劣的自然条件，都坚信只要跟党走，就会有前途。“只要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

　　在长征途中，党员干部成为跟党走的表率。据红军战士方国安回忆：“长征中，不管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间断。”长征中，先后有422名营以上干部牺牲。其中，师以上干部80多位，军以上干部8位。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讲，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而当时红军官兵中的党团员要远远低于这个比例。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形成长征精神的强大动力。在长征中，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红军战士战胜艰难困苦，给广大红军战士作了表率。

　　长征途中，红军部队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周恩来把自己的担架让出来，让受伤的机要参谋坐，彭德怀把自己身上的粮食倒出一半来，分给军团教导队长——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长征中，团以上干部才配有马，但多数都让给了伤员和掉队的战士骑。同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医护人员为照顾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友，把自己保存的一点青稞面让给他们，自己却用野菜、草根充饥。官兵中一人晕倒了，几个人抢上去扶持，许多同志为了救援别人，自己陷入了泥潭之中，牺牲了生命。红军过草地时严重缺粮，为了弄清挖来的野菜是否有毒，一个连队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小组会，党员们争着先尝野菜，最后不得不进行举手表决。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部队更加团结，红三军团某连有九名炊事员相继牺牲，而这个连没有一个战士因饥饿而死。部队在长征中损失巨大，不断整编、压缩、合并、撤销，干部层层下放，各级指挥员都以大局为重，能上能下。

　　在长征中，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险，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战胜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举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一个答案，那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决策。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就处于险境。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红军的民主传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红军指战员只能机械地执行中央决策，否则就会遭到斗争和打击，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参与围堵的敌军虽有数十万之众，红军却能进退自如。

　　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一次远征。在长征过程中，红军要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武器、装备、补给匮乏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成为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每当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都及时召开相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湘江战役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扎西会议的召开，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到扎西会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为迎接抗日时期的到来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史可存的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有数十次之多。不仅如此，毛泽东经常要求各级指挥员召开各种形式的“诸葛亮会”，征求各级指挥员甚至普通战士的意见。陈毅回忆说：红军时期的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导，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

　　一切服从中国革命大局——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

　　长征中，红军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许多部队为了全局，自愿作出局部的牺牲。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了时间，探明了道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湘西，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与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互相呼应，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

　　从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兵力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及中央纵队力过江，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把各路红军的团结作为一项重要的纪律，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开始，长征是从各个根据地先后出发，相对独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根据地红军部队的作风习惯等不尽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目标，各路红军实行了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分散了敌人的兵力。

　　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分割各路红军，各个消灭的计划的破产。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实力大大增强，当务之急是明确主攻方向，确定战略方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形势是比较有利的。然而此时，张国焘竟将实力较强的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向中央伸手要权的资本。出于对全局的把握和对敌情及川西地区人口、地理、经济、民族情况的分析，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但是围绕战略方针，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是关系到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北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三支主力红军会合后，红军虽然只剩下几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党和红军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成为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严守群众纪律——赢得各族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红军长征曾经过西南、西北大片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

　　红军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时，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盟修好，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

　　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都大力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明确宣布：不准擅自进驻喇嘛庙，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的封门“神符”，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部队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等等。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进入西康甘孜藏区时，曾以“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名义发布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对甘孜附近的白利喇嘛寺也发布了保护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世格达活佛通过对红军的亲自观察，以及与朱德的九次促膝长谈，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澄清了此前流传的有关污蔑红军的言论，他还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五世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

　　红军之所以是红军，就是执行了自觉严格（甚至严酷）的群众纪律。过草地，部队筹集到数量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压成了粉子准备过草地用。进入草地后，部队在艰难地穿行，维持生命的粉子却在一天天地减少。为使部队渡过难关，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志开会研究，作出三点规定：一、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还特别要求政工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十七团一个连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反映到军团政治部。为了严明纪律，该指导员被撤职，甘泗淇签发了处分决定。时任师政委廖汉生回忆说：“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们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半点私利的权力。”

　　依靠这些铁的纪律，才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各民族群众十分钦佩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他们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万人，四川有5.5万人，甘肃陇南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个新的胜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字当头，加强党的建设，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弘扬长征精神的要旨所在。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培养一代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载体，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要求。（高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