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他的领导工作中，十分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在他看来，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而且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或者采取错误的工作方法，还是要发生问题的。这就从能否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指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写于1949年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是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这个文件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工作方法的深刻总结，是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制度性建设，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十分亲切。从毛泽东所阐述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我们能够很好地体会到贯穿其中的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结合，方法与目的的贯通。这种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对于实现和完善党的领导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要建立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党委会内部关系

　　要在工作方法上贯彻党内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党委会内部关系。毛泽东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形象地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说：“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他特别强调，把党委书记比作“班长”，这不过是一个比方，这同军队中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在讨论问题时是平等的关系，在决定问题票决时都同样只有一票，绝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同时，又要充分发挥书记的“班长”作用，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各级党委会作为研究情况和决策的领导机构，坚持集体领导原则是贯彻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毛泽东从党的制度建设上着眼，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他特别指出：“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同上书，第1340页）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形成实质上的一致，即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决定，才能真正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所以，毛泽东不仅从正确处理党委会的“班长”同委员之间的关系上，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而且还提出在党委会内部“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互通情报”等具体方法，以使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保证。这就是要在党委会中建立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在工作中，意见分歧，看法不一致，甚至意气用事，彼此隔阂，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共产党人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所以，不论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是不同的山头，都有着坚实的团结基础。只要把问题提到桌面上来，克服背后议论的自由主义风气，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班长”和委员之间还要互相谅解，他说：“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同上书，第1441页）这就是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全局观念，要以大局为重，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真正做到全党、全国一盘棋。事实证明，只有胸怀全局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团结的重要性，才会在同志间建立起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友好团结的工作关系。毛泽东认为，要建立这种正常的同志关系和工作关系，就要在党委各委员之间提倡互通情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同上书，第1441页）毛泽东十分重视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这不仅要通过委员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通报来取得，而且要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取得。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会有观察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的、共同的方法，党内才会有共同语言。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

　　毛泽东上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已涉及到党委会内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问题。这是健全党委会的重要保证，对我们今天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的各级领导首先是高级领导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领导人要模范遵守党的民主制度和党内民主生活准则，建立正确的党的领导制度，否则，党内民主以至人民民主都会得不到保证，党委会的领导作用也得不到正常的发挥。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诸如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不恰当地强化了“一把手”的作用，个人说了算、家长制作风等现象严重存在，党委成员之间不沟通情况，不交流思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意气用事，互相推诿，各唱各的调，形不成合力；甚至搞团团伙伙，争权夺利，置党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等等。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工作和认识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失掉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热衷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心目中只有个人的政绩和升迁；失掉了学习理论的兴趣，使党内缺乏共同语言。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群众路线是党委会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泽东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规定中，一再强调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和注重调查研究，力求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他十分重视决策过程中对情况的了解和准确把握，要做到“胸中有‘数’”。他在这里所说的“数”，不仅是指对一般情况的掌握，而且强调要对客观情况作定量的分析。他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同上书，第1442页）他举例说，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同上书，第1442—1443页）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同上书，第1442页）这是对党的领导经验和领导方法的深刻总结，也是对他自身实践经验的深刻说明，对我们今天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是极其有益的经验之谈。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把握客观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呢?在毛泽东看来，这只有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调查研究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唯一正确途径。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现在，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又提出领导干部“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这就是调查研究，就是“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的工作方法。这正是毛泽东所坚持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说：“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80页）为了保证土地革命正确而健康地开展，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页）正是这样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毛泽东这种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堪称全党典范。

　　在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就是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提了出来，为理论联系实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同上书，第115页）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页）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109页）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这表明，毛泽东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惟一正确的途径，正如他所指出的：“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页）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中体现的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既是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集中群众智慧和正确意见的过程。为了保证这个过程的正确和效率，他提出的相关工作方法具体而周到，生动易记，比如，他提出要有“安民告示”，不要临时凑合，不要开无准备的会，不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一旦形成决定，就要“抓紧”，他特别强调“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等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这些看似通俗易行的方法，实际上坚持下来并不容易，要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有忠实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态度，才有可能真正实行，才能完成党的任务。

　　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

　　党内民主和党内团结，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党委会不但要增强自己内部的团结，而且要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不断加强党内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同上书，第1443页），并且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共产党人是在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的宗旨，是不谋私利的，因而有着团结的坚实基础。但是，由于认识的差异，掌握情况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工作中会有意见的分歧，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其中虽然也存在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分歧（这应当是不越过党的章程规定为底线），但都应当是允许的，都应当在服从多数的原则下，尊重少数，允许保留意见，而不能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更何况，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而团结和保护少数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事实上，在党内可怕的并不是存在不同的意见，真正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就是党内只允许一种声音，那样的话，党内民主，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不复存在，就会危及党的生命。

　　毛泽东不仅强调要善于团结和自己的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还特别提出“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同上书，第1443页）的重要思想。对这些同志要“一看、二帮”，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既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又善于团结犯了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中共七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提议把包括王明在内的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他在说服其他同志时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有同志回忆，七大选举那天，唱票时代表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仍然坐在台上听唱票，直到王明的选票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离开座位。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个事例，是贯彻党内团结方针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内团结问题，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并且把它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

　　一是要“力戒骄傲”。他说：“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同上书，第1443页）毛泽东历来倡导党内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在分析党的历史上所犯错误的原因时，总是把它归结到党内出现了骄傲情绪。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重要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明王朝灭亡和李自成农民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他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骄傲所以会导致失败，这是因为，骄傲了就会不恰当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会影响和损害党的团结。这是党的历史教训所证明了的。当时中国革命正面临着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特别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同上书，第1443页）后来他在党的八大提出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成为激励共产党人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的经典名言。共产党人所以能够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命运，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不仅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理论指导，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洗涤自己身上的污垢。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能够进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毛泽东在自己的领导工作中，从不讳言自己的错误。1945年，他在《“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他当着全国7000多干部的面，作了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　　不能隐瞒。”他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78页）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党内完全平等的民主作风。

　　二是要“划清两种界限”。这里提到的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4页）划清这两种界线，是关系到客观事物的质的规定性问题，是关系到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处理的大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强调，对一个人必须有全面的根本的估计，如果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就有可能把党内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种令人痛心的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曾一再出现过。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转入审干阶段以后，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许多同志，抓住一点，波及其余，无限上纲，当成“特嫌”加以审查，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种错误做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调查研究等审干方针。随后又规定了肃反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他说：“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他诚恳地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4页）

　　毛泽东所以把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作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了出来，是因为党内团结是完成党的任务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正如他要求“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一样，就是在工作中要学会协调，要互相配合，要有节奏地进行，这就需要依靠团结的力量，互相理解和配合，才能演奏出胜利的乐章。所以学会“弹钢琴”，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境界。

　　由上可见，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是在方法与目的相统一的高度上重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因而要充分重视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正确性，重视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中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切实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这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建设，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作者梁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