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二十世纪，在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与时代、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的坐标系上，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伟大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根本价值取向是以人民为中心，其本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历史已经并将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五千年历史传统的东方大国赢得独立、走向振兴，进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不二之选。在这个问题上，不管现实困难多大、未来道路多么艰辛、他人如何评说，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注意防范和回应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和冲击。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现实中诸多现象表明，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未来前景，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思想认识问题。它貌似老生常谈，实则常讲常新；好像早已解决，其实暗流涌动。我国社会生活中多年来挥之不去的“信仰危机”之说，归根结底源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问题。因此，结合当前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加以梳理，仍有相当的必要。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逼迫中国共产党人毅然作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抉择，从而掀开了轰轰烈烈“土地革命”的宏伟篇章。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后，走上井冈山的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春节前夕赴江西调研考察并再上井冈山时提出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很快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点燃了“星火燎原”的革命灯塔。然而，敌强我弱的残酷现实以及艰苦曲折的斗争经历，在红军队伍中引发了对革命前途的悲观、迷茫情绪，代表性观点就是对“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对此，毛泽东在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和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以“给林彪的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形式，初步然而却是极其深刻地解答了中国革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时代课题，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道路，从而成为黑暗中摸索的中国革命的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最终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全国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对毛泽东革命战争年代一系列光辉思想的最雄辩、最有力的证明。然而，正如毛泽东告诫全党的那样，取得全国政权，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着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以后的路还很长，任务将更为艰巨，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巩固人民政权，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带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了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奠定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政治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重新认识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拨正历史航船的前进方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局面。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马克思主义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审视自身，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紧紧扭住党的建设这个“牛鼻子”，创造了“中国奇迹”，形成了蜚声国际的“中国模式”，引领“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直面日趋复杂严峻的现实，以舍我其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畏勇气，冷静面对，敢于担当，创造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正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奋进。

事实胜于雄辩。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创造了诸多“神话”，打破了西方无数关于中国、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定论”，也以生动具体的实践改变了一些国人的悲观失望、怀疑动摇的态度和立场，极大地鼓舞、提升和振奋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正义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认同和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仍要清醒地看到，尽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保有8800多万党员之众，力量之强自不待言，执政基础之牢也是前所未有，但部分党员群众中依然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怀疑、迷茫、动摇乃至否定情绪，集中体现在一点就是对我们现在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模糊和错误认识，亟待从理论上加以深入研究，以批驳谬论、回应关切。

一、“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终究不可阻挡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必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矛头所向无不是最终指向这个伟大的科学论断，而共产党人内部这样那样的怀疑、动摇和悲观失望情绪，也无不是根源于对这一论断的模糊认识。社会主义相比较于资本主义，迄今为止仍然是新生事物，经历曲折和反复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寄望于一帆风顺、一蹴而就。须知，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它维系和反映的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是更高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早从莫尔《乌托邦》肇始，先进人士就开始洞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憧憬和向往高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从批判分析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必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即“剥夺剥夺者”，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有利时机，率先突破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人类社会从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时代序幕。中国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信未来社会“必将是赤旗的天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许没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一个最初只有几十人的小党，历经九死一生，尝遍了人间苦难，“一唱雄鸡天下白”，终于带领亿万工农翻身做了主人。社会主义中国的横空出世，带给西方世界的震撼和冲击可想而知，东西两大阵营的长期对峙以及美苏冷战只是一个表象，更为致命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给世界人民以极大鼓舞，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体系的彻底否定，垄断资本家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正如历史上一切进步事业所必然要经历的那样，社会主义是初升的朝阳，由于力量尚弱，尤其是党和人民在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等方面经验不足，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免不了上当吃亏，甚至走些弯路，但这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绝不是世界末日、宇宙终极，因为理论和实践均已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是改变落后民族地位，彻底摆脱任人宰割境地的唯一出路。这个历史大趋势，背后起作用的是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任谁都不可抗拒。

当今世界，国家利益之争日趋激烈，归根结底是制度之争、价值之争、道路之争；中国要谋求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优势，必须占据道义制高点。马克思主义从不讳谈“利益”，反而公开亮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现有国际政治规则主要是源自早年欧洲列强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以后数百年来民族国家的国际格局，此后诸多国际关系准则，核心皆是围绕协调国家利益而展开的。透过层层包裹西方民族国家的纷繁复杂的规则体系，贯穿始终的不变主旨乃是文艺复兴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功利主义原则，各国在这一不言自明的原则指挥下，皆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外交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修昔底德陷阱”：扩张主义和国强必霸。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入木三分地剖析和揭示了“帝国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尖锐矛盾，为十月革命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也蕴含了对帝国主义行径及其必然归宿的精到分析，成为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灯塔。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妄图独霸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心没有任何收敛，近年来，随着“颜色革命”在亚非各地陆续走向破产，美国的“司马昭之心”已然“路人皆知”，“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话语”大有今不如昔之感。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现在预言美国的衰落并非明智之举，我们在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与其相比，依然处于下风，尤其是在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势地位没有多少改变，一方面“中国声音”不能有效传出去，另一方面没有多少国内人士在国际上会讲“中国故事”，这就给国家进一步发展以及争取竞争优势带来被动。按理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制度优势，这么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尽人皆知，可是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文化认可和价值认同呢？这里面当然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制约，西方国家口头上不把“意识形态”挂在嘴上，但“行胜于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哪一个不是代表国内少数统治阶层利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哪一条背后不是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反观现实，目前在国际话语上的被动和弱势，不仅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恰恰相反，正是我们没能充分认识和自觉、灵活、巧妙地利用这些“核心价值”，有时甚至是欲言又止、心口不一、弃之如敝履的态度，将原本是“看家宝”的东西整成了“四不像”，这又如何能使那些利益立场与我相悖的国际人士们信服呢？！主张和平发展、以互利共赢为交往相处原则的中国，代表、维护和实现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走的是与昔日西方列强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其中蕴含和折射的价值因素和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体系和文化中。对此，只要我们认识到位，工作得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相信国际道义制高点和话语权优势迟早会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社会主义不是漂亮的名词，不是一些人所谓的“打左灯，向右拐”，而是中国近代以来全部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因为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经历种种选择的比较之后，“以俄为师”、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不二之选。后来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上我们走过了不少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顶住了来自超级大国的威压，有效维护了独立性和自主性，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充分尊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时代主题，打开国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提升了综合国力；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了开放条件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有所拉大、社会道德状况令人担忧、党的建设在“四大考验”面前呈现出“四种危险”，利益关系、社会结构、党员成分以及人们思想状况等出现了多样化、复杂化的态势，但本质和主流不容否定，特别是党的领导地位不仅依然保持，而且探索、积累、开创了一系列适应、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党建新思路、新办法和新制度，有效确保了党的肌体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能够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作用不容忽视，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这些成就的取得，皆应归功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历史不能假设，也不容假设。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迎来了和平盛世，民众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得到极大提高，现实中的问题尽管不少，但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不断发展和深化改革，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没必要，不明真相、恶语相向也不可取，为人利用、反攻倒算更是不可饶恕。展望未来，征途漫漫，但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维系在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反之，如果出现颠覆性错误，歪曲、背离或放弃了这条救国救民的科学之路，必将是人民之灾、民族之祸、世界之殃。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应辩证看待“风景这边独好”。有西方学者认为对二十世纪进程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有两个，一个是苏联的诞生，一个是新中国的成立，很明显，这两个深刻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都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遗憾的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然而，中国有效防范苏东败亡的巨大冲击波，化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内修政理，推进开放，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新世纪之初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三十年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西方世界各主要国家深受国际金融危机之害，经济复苏依然低迷的背景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近来，国内有学者认为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后，不宜再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应探索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时期的一国实现方式，确立新的政治观。应该说，作为一种策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不加分析笼统而论，则容易偏离应有的社会主义立场和原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从一开始来到人世间，就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是各国社会主义道路因其具体国情的不同必然有所不同，在低潮期建设社会主义，就像低潮期的革命斗争，必须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明晰革命的大方向、大目标，一方面还须十分讲究斗争或交往政策和策略，努力保存、壮大自身力量，做好长期艰巨斗争的各种准备。目前的中国似乎是“一枝独秀”，但身处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依然遭受西方霸权主义打压和围堵的被动、弱势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西方学者散布“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与其经济金融手段互为犄角，共同指向中国发展的核心和灵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面临西方渗透、控制和演变的危险不仅丝毫没有减少，实际上在“颜色革命”的旗帜下更加隐蔽、灵活和猛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内也存在诸多问题，突出的就有“信仰危机”、“价值错位”，一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严重。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根本还得靠实践，也就是得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思想理论工作者不应幻想单靠理论的手段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应熟视无睹或视而不见，放弃应有的理论责任，总之，在世界社会主义总体处于低潮期，我们应放眼全局、放眼未来，保持必要的政治定力，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执着，更应牢牢立足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多做建设性的工作，弘扬社会主旋律，释放理论正能量。

三、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悠远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执政党对此有高度文化自觉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有其固有的社会文化土壤，主要体现在儒家学说里。诸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义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正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主观，等等。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给予继承。“实事求是”原本就出自“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古代名言，后来经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阐发，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经典表述。“为人民服务”与“天下为公”，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礼记》中关于“小康”社会的描绘，千百年来就是支撑和推动中国社会生生不息的源动力。如今，在现代化建设前两步的坚实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且很具体地把这个时间节点划定在建党一百年。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之所以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熟稔，信手拈来，朗朗上口，“接地气”、“挂露珠”，深受广大干部群众喜爱。不久前，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讲“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基础和根本是“文化自信”，更是一针见血、高屋建瓴地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具有的文化维度，为我们从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深入研究和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实践基础和发展趋势，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文化土壤提供了重要指引。

以“中国梦”、“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乃至今后我们开展“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阶段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必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新局面，同时也将带给世界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正处于攻坚克难、爬坡过坎阶段的中国人民澄清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它鲜明地体现问题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注重立足当前乃至以今后一个时期“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实际，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极具创造性地着力打造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以及制度体系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时代新局面的同时，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们才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自觉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全面贯彻落实“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直接、最具体、最有力的的认同和践行。总之，在今天的中国，离开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谈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将流于空谈；不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各个层面已经取得和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成就，无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担当、倍加艰辛却极具前景的战略抉择，妄言“马克思主义不行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渺茫”等，不是客观务实的态度，绝不可取。

此外，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为理论前提，着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立“亚投行”等，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大国所应承担和履行的国际道义和责任，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认可，对于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引领国际格局变迁，有效规避冲突与战争，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共同发展，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两个必然”本质相连，内在贯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中国自身发展，始终强调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不拿原则做交易。同时，主张人类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追求，倡导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崇尚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式，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竭尽所能。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原本应该具有的国际主义原则。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时代社会主义精神和道义的坚持和弘扬，这既反映了当今世界国家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利益关系和深刻而广泛的联系，也是对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理念的生动具体运用。

（张西立 作者为红旗文摘杂志社总编辑）

（原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