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５月１７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地回答了事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是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纲领性文献。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战略任务，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意义、主要任务、原则要求和实现途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此为指引，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肩负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和历史使命，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奋发努力。

就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而言，讲话将其具体化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位一体的系统。讲话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各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讲话还特别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一般科学的基本结构，三者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一定意义上，学科体系是平台，学术体系是内容乃至内核，话语体系是综合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其中，学术体系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至关重要的意义。“学术”，古人常称其为“道术”，意指关涉对宇宙万物和人生之根本的认识，是具有根本性的学问，故有“天下莫大于学术”之说。学术体系是这种根本性知识、学问的系统化，它是人类专门认识活动的产物，是文化的结晶和精华，承载和映现人类精神，能够滋养、完善社会个体和整个民族，引领社会和时代进步。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短板以及与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学术体系方面。正如讲话所尖锐指出的：“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位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赋予其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及提升其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特点时，明确提出了“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以及“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等三项基本原则和要求。这些原则的提出，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和路径。

要落实好这三项原则，切实完成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的任务，需要着重解决和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即主体性与原创性的关系，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以及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关于主体性与原创性的关系。讲话深刻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原创性是一切人类精神成果、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能够富有自身特色、能够引领中国发展及能够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关键性要素。正如讲话所阐明：“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就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而言，一般说来，原创性应在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两方面均得到体现。但是，由于基础理论构成应用研究的基石，只有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应用研究才容易和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原创性首先应在基础理论方面得到体现。可以说，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制高点，学术体系的创新首先和主要表现在基础理论的创新。为此，需要将基础理论的原创性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基础理论的创新具有较高的难度，要能够有所收获，必须要有心若止水的定力，深厚卓绝的功力、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努力。也正因如此，才更充分地彰显出其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原创性归根到底要源于和基于社会变革和社会实践。正如讲话所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原创性以主体性为根基和前提。要使学术体系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必须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主体自身的主体性。主体性是指主体的规定。相对对象性和客体性而言，它以主体的社会实践为现实载体，具有自我性、独立性、自主性、自为性、主动性等特征。这种主体性，应在立场、价值取向、基本观点、观察视角、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等诸方面得到体现。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主体性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人格、素质和能力中，以及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作为研究结果的研究产品或成果中。科研成果是科研主体的人格、素养和能力的外化和对象化。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在本质上取决于科研主体自身的完善化程度。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曾强调“为仁由己”，明确地将学术之事归结为“为己之学”。这里所说的为己，当然不是说为一己之私利，而是说为学的功用首先应是用来提升和完善自我，用于自己修身、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良好的道德，“真正把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统一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强调主体性，不仅要注重坚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群体和个体的主体性，而且要注重坚持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具体而言则是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需要立足中华民族文化本身，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位，同时充分借鉴和吸收各种外来优秀文化。“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位，首先意味着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其次意味着要大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继承还是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显然都要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实践出发。

关于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同一切人类认识乃至文化成果一样，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与价值性双重属性，它们分别反映和体现客体与主体、追求真理与追求至善两个基本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这两个方面都作了充分的阐述，并且坚持了两者的有机统一。讲话指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该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同时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讲话还要求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既要“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又要坚持“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有其直接的认识论方面的原因。在古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尚未分化，人们对自身价值的关注寓于对自然统一性的追寻之中。近代以来，伴随诸种科学门类由经验科学上升为理论科学，认识论在哲学理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精神原则、科学理性成为至高的主宰，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外在对象，揭示客观外在对象的隐秘的本质和运动规律。这种状况固然有助于人们认清和把握外在对象，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自身存在及其意义的忽略和遗忘。在现代，伴随认识重心向人自身存在的迁移，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愈益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实现。但与此同时，也诱发了将主体性原则极端化的倾向，致使科学性脱离了价值性的统摄，价值性脱离了科学性的基础，由此导致资本逻辑的统治，科学技术的异化，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物欲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等的盛行。这样，就使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性和根本性的课题。

关于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关于民族性，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以及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因此，“要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关于时代性，讲话突出强调了现阶段所处时代特别是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为此，不仅要立足中国现实的社会实践，而且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不仅要融通马克思主义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且要融通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

如同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一样，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也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加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传统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将固有的民族性遗产和传统提升到今天时代的高度从而赋予其时代性的过程。而面向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融通各种外来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接收和吸纳世界上已经取得的具有时代性的先进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使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将其民族化、赋予其民族性特征的过程。这样，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性就紧密联结、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关于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双重属性，它们在一定意义上具体体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并且直接为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所决定。因此，正确对待和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正确处理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的前提。学术与政治具有复杂的关系。它们分属不同领域，各自都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和相对独立性，因而彼此具有异质的性质，并且就此而论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总的说，学术作为人类把握自身和对象世界的一种根本性的学问，具有超验的特点，它总是诉诸和指向一般或普遍物。而政治作为拥有正当使用强力的特权来维护、规定和管理社会秩序的行为或技术，则具有具体的和现实的特点，它总是诉诸和指向当下和特殊物。

同时，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也显而易见、毋庸质疑。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之学理对象的学术不仅具有真理属性、科学属性，而且具有政治属性，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哲学社会科学之学术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是其价值性的突出表现。这就使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具有了一定的同质和亲缘的性质。学术与政治的这种同质性、亲缘性，决定了学术只有转化为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才能发挥自己的现实作用，决定了学术具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学术为政治服务，不仅体现在学术要诠释政治，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论证和辩护，而且，体现在学术要为政治提供理念支撑和价值定向，要审视、反思和引导政治，使政治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前行。

鉴于学术与政治两者的异质性和相互关联，首先，需要严格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特别指出，“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其次，需要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保持一定的建设性的张力，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这既为学术的发展所必需，更为政治的发展所必需。缺乏这种必要的张力，抑或消解这种必要的张力，必然导致政治对学术的遮蔽，泯灭学术的本性和功能，同时也使政治自身丧失自我理解、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

如前所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直接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因此，不仅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必要的张力，在哲学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这两种性质之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必要的张力。只有这样，哲学社会科学自身才能获得均衡和协调的发展，其功能或作用也才能得到全面和充分的发挥。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