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方彬

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中国愈来愈接近世界中心，世界必须接纳中国参与规则制定；二是习近平总书记鲜明的主政风格和很强的主政能力，使中国快速而深度地进入习近平时代。适应和加速推进这两大趋势，十分关键的是要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是世界读懂中国政治的最重要路径，是实现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需要，也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识、合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要求。

一、习近平新政治观的内生逻辑与思想元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题是工作的牵引，问题是时代的召唤，这是新思维；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立规矩、讲原则”是新思路；“踏石留印、抓铁有痕”，“雷厉风行、务求实效”是新风格。加上其个性鲜明的话语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代领导人的“习式风格”。习近平新政治观的基本元素和机理，已经从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通过治国理政的实践反映出来。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指出：“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些论述本质上都是新政治观的理论化。

新政治观在实践成果上的反映更为具体。随着政治规矩建设的大力推进，《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法规修订颁发，一系列标准和规则得以确立，各项制度之间的边界逐步厘清，特别是以反腐为突破口的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使党的道义形象和执政能力得到加强。党风决定政风，进而影响民风。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价值系统也将发生变化，文化创造和文明领导力将大大增强。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新政治观引领和推动的结果。

那么，习近平新政治观及其思想路线、执政方略是什么？笔者认为，其新政治观是“开创文明”，思想路线是“改革放开”，执政方略是“四个全面”和“新常态”。这些共同构成习近平的执政思维和执政逻辑、执政目标和发展路径。习近平新政治观、思想路线、执政方略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创新性，折射出其强烈的担当精神和政治家的洞察力，发展开来必将对我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外交理论、国际关系准则产生深刻影响。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揭示了人类文明的精神脉动与前进方向。不仅要思考中国怎样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与世界怎样在互动中发展，甚至要思考中国能否为世界探索出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习近平上任伊始就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使中国发展路径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大国崛起于文明，只有创造文明引领世界前行，才敢言真正崛起。换言之，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任何国家都不能再通过“热战”或“冷战”来称霸世界，而必须同世界各国一道探寻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和最佳路径。从内政方面讲，我们党提出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不能再延用以革命理论支撑执政行为、以阶级斗争激发精神力量的方式，必须寻求自我超越，探寻政治文明本质，理清其中的规定性，并作为执政的基本遵循。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其新思路、新提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体现得更加突出。走向世界的中国，一定存在与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处理关系的问题，怎样发展相互关系？把握何种准则？都取决于采取何种政治观。特别是在中国已经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情况下，不突破冷战时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而是坚持阶级斗争学说、坚持冷战思维和“二元对峙”，这是没有出路的，也一定会陷自己于被动。只有坚持和遵循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中国才能立身于世界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从习近平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到在联大上的发言，其中不变的主题是以“命运共同体”支持“和谐世界”建设；从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到访问美国，同样强调的是“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从提出“一带一路”到建立亚投行，目的都是共享中国的发展机会和成果；不论是访问法国、德国还是英国，都高度评价他们那里产生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师，赞赏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些论述都摒弃了“政治制度划线”的对立思维，而以文明创造作为评价标准，从而为中国开拓出更大的国际空间和格局。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包含四大基石：政治规矩利益共享、传统一脉、合作共赢。这些都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重要思想观点，并融入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方面。政治规矩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是党纪国法和政党转型的行为规范，并为其确立政治伦理规则，“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都是其体现利益共享着眼的是利益分配，反映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五大发展理念”之中；传统一脉解决精神归宿和价值系统问题，反映于“中国精神”的基础和来源及习近平一再强调的“弘扬民族文化”，尤其是反映在“两个互不否定”之中；合作共赢解决的是国际关系准则的重构，反映在他确立起来的大国外交及其共建共享的原则之中。

“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是习近平新政治观上升到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层面的必然反映。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把经济濒于崩溃的中国推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继续深化改革，解决积累的一系列问题，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这样才能保证取得更大发展成果。从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出，重点是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行政权不是收而是放，行政权力深入到一定层面则属于体制制度，这就必然影响到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放开”是承认和强化人民群众在国家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是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本质特征决定的，奠基于政治文明走向、中国共产党执政新思维，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的，不能把人民群众拥有的权力虚化、抽象化，而应当落到实处，“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无法承载之时，就会走向灭亡。其逻辑在于，不发展生产力则无法攫取更多利益，而发展生产力必然包含着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由此激发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发展开去便是资产阶级“自掘坟墓”。马克思还以法国国家机器为例分析问题，法国无论在共和还是专制下，都努力建设一个高效的无孔不入的极度中心化的强大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越强大，意味着管得越多，责任越大，负担越重，社会不满也就越多越集中，直至矛盾不可调和、走向崩溃。当政府试图包揽一切时，政权便深入到社会每个细胞，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政府过于强大，意味着纳税人需要供养更多的政府人员，税负过于沉重，企业就失去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当代价大到社会不可承受时，制度便走向衰亡。所以，西方国家一直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扩张和资本家的贪欲，暂缓了资本主义沿着马克思预言的方向发展。所以，要避免矛盾尖锐化，必须遏制政府的权力扩张，走放权的道路。这反映到方法论上就是改革放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设计与实践，显然走的是这样的道路。

由服务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思想理论突破，本轮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是简政放权，这是社会和实践的要求。当前政府大力倡导的创新创业，前提一定是放开，捆着手脚不可能真正激发出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放开不是做甩手掌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优势而去复制别人。这里讲的放开，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因而突出强调方法论意义。

二、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关照

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和“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突破。实现这一发展和突破，首先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政治家的思想力、洞察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是时代催生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以此为指导，一些长期羁绊改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指引中国的前进方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保证。在今日的中国，有关道路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两个思想范畴：一个是与中国共产党共生、与新中国发展同步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选择；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跃升而催生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该走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道路。这里主要讨论后者。

实现中国崛起，核心和关键是提升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具体讲就是为世界创造更多“公共产品”，包括制定规则、平衡利益、遏制战争等。今天中国的这种能力正在增强，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承担起这一责任。这与美国正在衰减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关。人类历史早已证明，每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产生新的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领路人，古埃及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兴衰证明了这一点，大航海以来各个帝国的兴衰更替也证明了这一点。今日世界又到了需要注入新思想，甚至重新选择领路人的时候。这对于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即便中国还远未达到能够领导世界，至少也要更多参与规则制定和更多地担当。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参加美国《国家利益》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唯一能够遏制中国的国家是中国本身。”这个判断意味着，世界已经承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更意味着大国道路上的中国关键要具备自我超越的能力，尤其是引领世界的能力。

担当世界领路人的角色，需要跳出传统的思维和价值判断，以新的路径化解与西方制度的对抗；同时以大国思维、大国胸怀参与世界规则制定和建设。其中，很重要的是实现外交理论突破，确立国际关系新准则，以先行实现引领。大国需要维护正义，引领世界，因此大国的政治领袖必须在解决本国问题的同时，主动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这也决定了其政治观必须关照内外，平衡国内与国际社会。“四个全面”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理念。“一带一路”的提出和亚投行的成立，已经很好地反映出我国建设和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定的成功范例。表面上看它以硬实力为后盾，实现了硬实力与软实力互换，其实是习近平新政治观经略世界的具体体现。

化解与西方的冲突，要探索出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实现中国梦，需要解决大国胸怀与创造力的问题。二者实际上都涉及到中国国民人文素质和精神品质的问题。一个民族确立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路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以往任何一个帝国的兴起，都没有完全避开“铁血道路”，但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今天，中国的大国道路必须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以文明的创造和文明的引领能力作为奠基，以此解决中国同美国及西方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问题。

“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是重构国家精神、真正解决精神动力之源的支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段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支撑，在精神力量激发和精神大厦的建构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张学良曾经讲过，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三民主义，也向成员灌输这种信仰，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丰厚民族精神，为民族精神注入活力，必须实现政治观的突破。时代特点决定了，在精神空间的开拓上需要突出人文精神，以此解决精神虚无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文精神对一个民族达成理想境界的极端重要性。什么是人文和人文精神？人文就是以特定的文化方式把人送达至理想的境界，所谓以文化人就是这个意思，而文化的本质也存在于人文理想与教化方式之中。比如，中国的人文奠基于农业文明或小农经济之上，突出依附、亲情和血缘伦理，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的根本。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是古希腊文明，强调自由迁徙，因而不存在过度的裙带和依附，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只能寄托于契约，比如这个时期产生了矗立于罗马广场的十二铜表法。其实追溯犹太教，其内容也是强调契约，即摩西与上帝的约定。两种文化传统造就了两种人文性格：一是寄希望于权威的裁决，一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中国重群体，西方重个体的文化原因。上升到人文精神，可以说是在独立思考和科学精神基础上造就自由的人，由此达至理想的境界。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固守旧有的观点和方法，而不能科学解释现实，就会失去说服力。所以，重新诠释共产主义，弄清其究竟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也需要新政治观来支持。

当然，政治的问题必须在政治范畴内寻求突破。强调新政治观的重点之一就是构建精神大厦。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因为这是党的立身之基，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原因所在，还是中国建设现行政治制度、权力运行模式的逻辑起点。需要强调的是，即使精神大厦已经建构起来，也还有一个精神灌注问题。世界存在着两大价值系统、评价体系和话语系统，西方的精神力量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国家意志（法）、宗教、职业精神，由于职业精神主要出自基督教新教伦理，因此，西方的精神力量和行为规范依靠两个宗教和法。与之相对应，我们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有共产主义这一终极追求，有精神偶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较为纯洁的得到民众认同的党的干部集团，特别是有很高道德感召力的高级领导干部集团，他们的身体力行传播政治思想，很容易赢得追随者。今天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个时期甚至出现了贪官讲廉政，双重人格者讲纯洁，无德者讲道德的现象，这也是思想教育效果每况愈下的原因。这个瓶颈不解决，思想引领作用就无法真正发挥，而解决的路径必须依靠政治观的突破，只有如此，精神灌注的新路径才能得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