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离不开“两个结合”这一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我们必须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间“契合”与“结合”的辩证关系，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充分认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观点，从而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形成——在高度契合与有机结合中互相成就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过程之中，是两者互相成就所创造出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文化形态并非两种文明成果简单机械的线性叠加，而是两种思想精髓在彼此契合的基础上交融渗透、有机结合的伟大结晶。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文化层面的深化延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仍然是二者互相成就的过程，二者的高度契合为新的文化形态提供可能，二者的有机结合使新的文化形态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这一概念，明确中国人民在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与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例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主张相契合，“世界大同”的天下观与“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相契合，“民为邦本”的社会观与“人人平等”的价值追求相契合，“为政以德”的道德观与“无产阶级道德”的价值认同相契合等。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之上的基本方法。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民者，邦之命脉”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具有关联性，所主张“先天一炁”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具有贯通性，所主张“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的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有一致性，所主张“凡物相对、物极必反”的思维方法与矛盾分析法具有耦合性，所主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具有同脉性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有机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孕育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孵化出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在这片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东方沃土上逐步完成由道路到制度、由制度到理论、由理论到文化的不断跃迁。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飞跃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之所以能够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摒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的罪恶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又一次飞跃的内在缘由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有机结合。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爱好和平的文化自觉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飞跃在和平发展中进行，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博大胸怀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向未来、造福世界。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弘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之义。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根基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赋予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特色，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其次，马克思主义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必然带有其一定脱离时代的缺陷，甚至部分传统思想或与现代化建设理念格格不入。但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相互熔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形成与发展。建立在中华民族深刻文化自信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更加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的亮丽结果。

建构——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铸造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铸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千多年来，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止、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这既是中国人民看待自我、面对人生、接纳社会、拥抱世界的独到观点，更是中华民族绵延不断、勇于挑战、维护统一、兼收并蓄、爱好和平的血脉传承。

连续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赓续之本。现代社会的中华文明，是赓续优秀传统而非消灭过去一切的现代文明，它意味着文明的更新迭代而非断裂重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蕴含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内含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四个自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稳中求进、永续发展。

创新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推进之源。现代社会的中华文明，是植根华夏大地而非照搬照抄别国的现代文明，它意味着文明的守正创新而非邯郸学步。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体现在“不忘过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历史自信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双重考验，要求我们必须勇于接受新事物、应对新挑战、提出新课题，以与时俱进之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奋勇向前。

统一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维持之基。现代社会的中华文明，是维护国家统一而非四散飘零各地的现代文明，它意味着文明的牢固凝聚而非分崩离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彰显国土统一、家国统一、民族统一的共同意志，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坚定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享现代化的幸福成果。

包容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融合之力。现代社会的中华文明，是接受多元并存而非推崇一家独大的现代文明，它意味着文明的兼收并蓄而非唯我独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对待世界文明的和谐共赢、相互学习、互通互鉴的博大胸怀。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我们在吸收世界各种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与各国交流互鉴，为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和平性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存在之根。现代社会的中华文明，是追求和平发展而非谋取独裁霸权的现代文明，它意味着文明的共同进步而非党同伐异。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表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是世界秩序维护者与世界和平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坚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更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发展——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继续传承创新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第二个结合”过程中的最新产物。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上一次思想解放提供了历史答案，那么“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无疑在当下为我们从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解和迟疑中蜕脱提供了新时代思想武器。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认识的新发展，表明我们的历史自信达到了新高度。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绝境，现代化的种子萌发于中华民族的觉醒年代中。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如今进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蓝图。文化形态的背后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和实践艰苦奋斗史。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将继续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相辅相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将继续在以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中国特色中不断面向未来而完善，最终在党的领导下以更高的历史自信促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觉推进文化创新的新发展，表明我们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发展根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已经同中华民族的绵延基因融为一体，植根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萌发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沃土，时刻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第二个结合”为形成根本，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大放光彩，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新时代的融会贯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高度凝结。

（作者分别为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