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出了一批经典之作，培养了一批领军人才，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学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新纪元。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提供了有益借鉴。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

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是区别当代中国新旧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根本标志。朱德曾讲：“马列主义乃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践相结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面貌便为之一新，其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就是坚持以延安时期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重大成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发展方向，即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华民族独立与尊严的特性，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创作出更多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产品，服务于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要求。

坚持团结尊重教育并重的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如此，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哲学社会科学是彰显灵感与智慧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轻松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与学术空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尊重教育并重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奖励研究，建立并巩固文化统一战线，努力营造生动活泼的学术空气。毛泽东曾多次强调要建立文化的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为此，中央颁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在政策实践层面，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中规定，要“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各级党委和政府也能够在政治上关心知识分子，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生活上优待照顾知识分子，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坚持组织领导和榜样示范作用

延安时期，党坚持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组织领导和榜样示范，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强大的外在推力和内生动力。

一是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例如，为了推动全党尽快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1941年先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及相关内设研究机构，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著作共32种数百万字，开展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方面研究，涌现出《中国通史简编（上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中国新文学史纲》等重要研究成果。

二是成立相关学术团体，激发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活力。仅延安一地就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推动《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概论》《回回民族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重要学术成果问世。

三是发挥共产党人的榜样示范作用，催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毛泽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并且亲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召集郭化若、莫文骅、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人举行哲学座谈会，指导成立新哲学会，相继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著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富有哲学思想的论著，极大地带动了延安的哲学学习运动和热潮。

坚持实事求是和使命担当要求

哲学社会科学是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所讲的，“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因此，对待哲学社会科学就要有科学的态度。毛泽东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延安时期，党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坚持实事求是和使命担当的要求，反对“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等作风，形成了良好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生态。

其一，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用到对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其二，注重密切联系群众，以文艺界为例，提出了“到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行动口号，陕甘宁边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如萧三、艾青、刘白羽、丁玲、柳青等，纷纷打起背包走进乡村、工厂、部队、田间地头，走上街头，熟悉人民的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强化了为人民立言立德的使命担当。

其三，倡导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张力戒空疏与肤浅，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置调查研究机关，组织调查研究团队，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形成调查研究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