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堪称世界奇迹，指导产生这个经济奇迹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植根于中国大地的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守正创新的成果。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问题导向的理论创新，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研究中国经济学，不仅是从实际出发，还要回到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才是致用的科学。

在回答中国之问中发展中国经济学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中国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中国之问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这正是中国经济学所要回答的中国之问。

  以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回答中国之问涉及五个维度：一是经济制度分析，内容既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又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二是经济运行分析，其中，微观分析关注经济效率，涉及资源配置效率、投入和产出效益的比较；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三是经济发展分析，即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研究高质量发展；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开放发展研究。四是发展动力研究，除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产生的制度动力，还涉及市场经济活力、内需拉动力和创新驱动力。五是经济安全分析，包括如何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规避经济风险如宏观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国际风险输入等。

在回答人民之问中发展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经济问题。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人民之问，具体来讲就是如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

  首先是富裕人民。富裕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用专门篇章擘画“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高品质生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二是消费升级，由追求消费的数量转向消费的质量，更为关注消费的品质、档次、品牌、卫生、健康和安全。消费对经济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需要解决好居民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的问题。

  其次是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进入新时代，在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问题。分配制度是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在回答时代之问中发展中国经济学

  认真研究并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回答好时代之问，中国经济学需要准确定位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一是准确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与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经济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解决的主要途径是促进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二是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时代特征与要求。数字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我国经济技术之所以落后于发达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过去的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擦肩而过。现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主动融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与发达国家并跑领跑，在这一过程中，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征与要求至关重要。

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发展中国经济学

  进入新时代，参与经济全球化，仅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不行的，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一是必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优势；二是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的外资应以创新为导向进行选择，进入的环节应是高新技术研发环节，并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有序放宽外资市场准入。

  面对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上的断供脱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在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基础研究和孵化新技术阶段就对外开放，以实验室、孵化器等平台着力引进高端科技和管理人才进行合作创新，同时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推进制度型开放，尤其是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对外开放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要防止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国际风险影响甚至阻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输入，国际市场及汇率风险，全球产业链的脱钩断链等，都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尤其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的连锁联动。

  总之，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与发展，必须回答好上述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和世界之问，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提供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理论成果，为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