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为什么会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来找寻答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文明孕育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有助于形成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主体文化。中华民族长期高度发达的文化，有助于形成强大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让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文明交融的悠久历史

　　考察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特别是早期进程可以发现，地理环境往往是影响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其发展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在起源和早期演化阶段，就孕育产生兼收并蓄、向内凝聚的文明基因，为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奠定基础。这与我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我国周边为海洋、高山、草原、荒漠等，东中部地区有幅员广阔、资源丰富的平原与盆地。这样的地理环境自成一体。在我国内部，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许多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利于人口聚集，形成了整体互补、相对自足的地理格局。

　　距今一万年前，中国辽阔大地上就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独立发展的早期文化。在新石器时代，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颇具规模。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中原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及华南各地方文化，等等。随着生产进一步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一些区域文化出现某些国家的初始形态，呈现“万邦林立”的局面。分散的早期文明各自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相互之间逐渐有了复杂的互动交流。这种交流让人们意识到，和平相处、互相学习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文明聚落相互包容协商、文化交流融合，就成为处理相互关系的理性选择。

　　后来，由于中原华夏文明所处地理位置和资源相对优越，不断吸纳、融合周边族群与文化，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其他文化具有较强吸引力，呈现出周边向中心汇聚、内部自足更新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被学界形象地称为“重瓣花朵式”结构，而中原文化就是整朵花的“花心”。《尚书·尧典》记载了帝尧时代“协和万邦”的情境。这种“协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化影响的扩大而非武力征服实现的。可以看出，文明的交流融合促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并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更加凸显和平性、包容性。

　　文化发展的自信开放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包容性，与文化长期高水平发展、领先于世有很大关系。这种文化发展状况塑造出高度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心态。《左传·哀公七年》对大禹时代“涂山之会”的记载中说“执玉帛者万国”，意思是许多文明对中原文明表现出景仰。从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不同文明相互交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到了殷周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出较为完备的文字体系和成熟的礼乐文化。系统而完整的西周礼乐制度，从礼器到乐器等，形成了严格的使用规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周礼文化也与其他地方文化不断融合。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不同流派提出各种思想，相互争论又相互学习，使得那个时代学术思想大放异彩。后世许多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那个时代萌发，中国成为古代轴心文明发祥地之一。秦汉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大一统国家，发展出在古代社会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相对完备的治理体系。高度发达的文化、统一稳定的国家、治理有效的制度、勤劳坚毅的民众，加上得天独厚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历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让中华文明在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政治发展和思想文化上长期领先于世界，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保持着巨大吸引力，对亚洲和世界文明进步也作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中华文明长期高度发达、绵延不断，让中华民族从未向外部敌人屈服，也发展出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并不是盲目的文化优越和文化自大，而主要表现为对如何看待天下、如何与天下共处的一种自信博大胸怀。在古人眼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是理想，天下是一家人，文化上认同就可以和平相处。这样的心态彰显着宽广视野、博大境界。“行天下之大道”“抱一为天下式”“一同天下之义”等主张，为文化兼收并蓄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在文化上相互学习借鉴，逐步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共同塑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长期高度发达并具有文化自信，不仅能消解外来文化的冲击、入侵，更发展出强大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通过吸纳多地区、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促使民族文化不断新陈代谢、创新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中国佛教，西方的天文、数学传入中国，等等，这些例子说明历史上不断有各种文化元素融入中华文明，彰显着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内在特质，也成为中华文明永葆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天下大同的传承弘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还与古代中国形成的四海一家的天下大同理念有着深刻关联。在古代社会，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多民族的超大型国家，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历朝历代都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其中，文化上的包容接纳也是一种有效手段。

　　中国人很早就有天下大同理念，提出“以德服人”“有容乃大”的理念，“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的价值取向。狭隘的种族、地域等观念，从来都不是中华文明的主流。“太平”之世是一种政治理想，是一个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大一统社会。文化是维系这种太平的重要纽带，提倡统治者致力于使“声教讫于四海”，“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用道德教化、文化影响而非武力征服来维护天下稳定。对于思想和文化的差异，应以博大胸怀“通万方之略”，抱持“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

　　同时，中国人主张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学习。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这意味着“他”不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如果单一就是“同”，而“同则不继”，是难以发展的。多元要素之间通过互动、互补达到平衡、和谐状态。这种观念深刻影响后世。比如儒释道三大文化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传。”正因为拥有这种大度开放包容的精神，中华文明能够不断接纳、融合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不断消化吸收外来文明精华，在多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汇中不断发展壮大。

　　在今天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中华文化这种“和而不同”的融合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带着对“和而不同”的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来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促进世界各国相互理解与信任，夯实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体现。历史充分证明，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繁荣。不同文明只有加强对话、互学互鉴，人类文明才能熠熠生辉。我们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携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江流九派，百川归海。千百年来，各民族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文明发展增添无尽的生命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历史取向表现为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为历史主体所主动选择的正确方向。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不断进行的历史事实，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认可的一种价值取向。

　　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古文化有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晋南豫西形成更具包容力和影响力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夏朝的都城所在地。夏之后，出身东夷的殷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恢宏博大的殷商文化。源自西北而又与羌、戎部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周人继之而起，发展了影响深远的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也极为辉煌的时代。三代的历史，也正是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早早地确立起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

　　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大一统政权，不仅有效巩固了春秋战国五方之民互融互鉴的历史成果，也为中华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和社会动荡是历史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既广且深的民族融合。经过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等一批古代民族融入中原，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洪流。正是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汇的基础上，一个国土广袤、典章焕然、精神振拔的大唐盛世屹立于世。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不断有新的民族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有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发明和运用，不断有新的文化融入中华文明血脉，中华民族也因此日益发展壮大。

　　在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东奔西走、南来北往，走出了中国历史上几条著名的走廊，如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等。这些走廊既是民族迁徙交流的通道，也是经济文化交往交融的通道。它们犹如一条条粗壮的血管，把中国的山山水水连在了一起，也让中华各民族的心跳在了一起、血流在了一起。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融共通的价值取向。中华文化不提倡固步自封，而是讲究兼收并蓄，坚持有容乃大。先秦儒家经典《论语》开篇有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学习、善于交往、乐于共享的文明底色。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传为佳话，同样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被视为雄才大略的“圣人之道”。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给青藏高原带去了谷物种植技术、汉文典籍以及佛教造像。唐代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感慨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与此同时，藏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原，白居易诗云：“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长安仕女的时髦妆容就源自对吐蕃妇女的效仿。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流落海南，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进而在长三角地区推广传播，这是交流促成创新的生动例证。正是在这种长期而频繁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血脉交融，逐步形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我国长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后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各民族才能紧密团结、相互支援，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我们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团结融合，着眼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江流九派，百川归海。千百年来，各民族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文明发展增添无尽的生命力。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历史取向表现为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为历史主体所主动选择的正确方向。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不断进行的历史事实，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认可的一种价值取向。

　　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古文化有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晋南豫西形成更具包容力和影响力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夏朝的都城所在地。夏之后，出身东夷的殷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恢宏博大的殷商文化。源自西北而又与羌、戎部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周人继之而起，发展了影响深远的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也极为辉煌的时代。三代的历史，也正是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早早地确立起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

　　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大一统政权，不仅有效巩固了春秋战国五方之民互融互鉴的历史成果，也为中华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和社会动荡是历史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既广且深的民族融合。经过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等一批古代民族融入中原，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洪流。正是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汇的基础上，一个国土广袤、典章焕然、精神振拔的大唐盛世屹立于世。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不断有新的民族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有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发明和运用，不断有新的文化融入中华文明血脉，中华民族也因此日益发展壮大。

　　在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东奔西走、南来北往，走出了中国历史上几条著名的走廊，如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等。这些走廊既是民族迁徙交流的通道，也是经济文化交往交融的通道。它们犹如一条条粗壮的血管，把中国的山山水水连在了一起，也让中华各民族的心跳在了一起、血流在了一起。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融共通的价值取向。中华文化不提倡固步自封，而是讲究兼收并蓄，坚持有容乃大。先秦儒家经典《论语》开篇有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学习、善于交往、乐于共享的文明底色。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传为佳话，同样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被视为雄才大略的“圣人之道”。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给青藏高原带去了谷物种植技术、汉文典籍以及佛教造像。唐代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感慨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与此同时，藏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原，白居易诗云：“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长安仕女的时髦妆容就源自对吐蕃妇女的效仿。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流落海南，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进而在长三角地区推广传播，这是交流促成创新的生动例证。正是在这种长期而频繁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血脉交融，逐步形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我国长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后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各民族才能紧密团结、相互支援，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我们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团结融合，着眼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