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有五个突出特性，即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真正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断流的原生文明

  中华文明以其伟大、古老和延续至今而著名于世。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文明，但原生文明仅有亚欧大陆的中华文明、古西亚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中美洲文明。亚欧大陆的三大原生文明都形成于大约距今5100年前，但古西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都在延续三千多年以后消失了。西亚最早的由苏美尔人创建的苏美尔文明在距今4000年左右就已退出历史舞台，此后是亚非语系人、印欧人等创建的巴比伦、亚述、赫梯等文明，2000多年前楔形文字不再使用，意味着古西亚文明基本消亡。古埃及文明在古西亚文明消亡前后也已衰落，先后被希腊、罗马征服，但还勉强延续了几百年，至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消灭，成为“失落的文明”。当百余年前考古学家重新发现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认识那些死文字了。中美洲文明从距今3000多年前开始形成，15世纪后被西方人摧毁。

  中国在大约5100年前出现良渚、南佐这样数百万平方米的都邑性聚落和若干区域性原生国家，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形成。距今4000年前左右建立夏朝，历经各个朝代直到现在，政治上分少合多，文化上从未中断。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文明的民族主体、语言主体前后延续，说着和五千年前相近的语言；四五千年前已有的中国文字，也一直传承使用到现在。

  作为一个经历过五千多年风雨至今仍生意盎然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历史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必须从中汲取营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伟大的文明必然长久，有延续或不变的一面，也有发展或变革的另一面。古西亚文明经历了苏美尔早王朝阶段从王权形成向专制王权的转变，经历了从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新巴比伦到波斯帝国专制王权的不断加强。古埃及虽然从文明之初就有统一王权，但也走过了王权不断加强、管理体制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中国于距今5100年左右出现区域王权，形成一些原生国家或“古国”。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传统文化、文明主体从未断线，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则不断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革。

  中华文明有很多原创性发明，2万年前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釜），1万年前左右发明榫卯木结构建筑技术，驯化水稻、黍、粟和猪，水稻至今还养活着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六七千年前发明夯土建筑技术、养蚕丝织技术。中华文明还有一些伟大的次生发明，4000多年前发展出复合陶范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促进了夏、商、周三代王国文明的发展；2800年前发明了以生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引发了东周以后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此外还有中医药的发明，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保驾护航数千年。秦汉以后还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更多有世界性影响的发明创造。

  中国早在距今8000多年前就出现了共有的“敬天法祖”信仰或观念，有了天文历法、八卦象数等知识系统，孕育出整体思维、天人合一、追求秩序、稳定内敛、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祀天行为和敬天传统的延续传承，成为后世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的仪式见证和思想源头，现在则发展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观念。祖先崇拜和宗族观念流传至今，成为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的社会建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华文明是古老而又常新的，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不断创新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文化上一体、政治上一统的大势

  两河流域从距今6000多年开始加快了文化整合的步伐，但和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黎凡特等地在文化、人群、语言等方面仍有不少差异，加上多神“多元”的宇宙观，古西亚并未形成有中心的“一体”文化格局。在“城邦文明”中，城邦始终是国家社会的基础，虽有过超越城邦的王国或帝国，但时间都较为短暂，缺乏长期稳定的政治“一统”。古埃及文化上高度“一体”、政治上高度“一统”，和西亚有很大不同。

  中国距今8000多年后文化交流加速，各文化系统初步联结为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起源。距今6000年前后多支系文化间的交流交融显著加强，中国大部地区文化融合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三层次的文化圈，“多支一体”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到距今4000年左右夏朝建立的时候，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范围已与当代中国疆域基本相当甚至更大，远大于秦汉以来大部分王朝的统治范围。中国距今5100年左右出现具有区域王权的早期国家，距今4700多年有了以黄河中游为重心的萌芽状态的“天下王权”，距今4100年后夏王朝时出现“大一统”的广幅政治王权，秦汉时形成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并得到长期发展。

  文化和政治上突出的统一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不断交流交融的结果，植根于中国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以及8000多年前已经形成的共有的宇宙观、伦理观和历史观。

水乳交融，兼收并蓄

  古西亚范围不大但文化、人群构成复杂，内部文化、贸易交流虽持续进行，但区域之间甚至城邦之间的隔阂长期存在。古埃及文化、人群构成比较单一，内部基本不存在多支系文化的交融问题。古西亚和古埃及彼此之间，以及和周边地区的亲缘文化人群之间，当然都会发生文化和贸易上的交往交流，但至少在进入文明社会后较少接纳真正异质的文化因素。

  中国的地理环境广大多样，文化可分为多个支系，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存在过“北方”“中原”“东方”等多条路径或多种子模式。这些“多支”的文化及其人群不断交流交融、相互包容，形成水乳交融的“一体”局面；这些小有不同的社会发展子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奏响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主旋律。中国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在此后的千余年时间里，源自西亚和欧亚草原的绵羊、山羊、黄牛、小麦、青铜技术、块炼铁技术、马车等先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突出的包容性使中华文明充满活力，蕴藏多种发展契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变化不断前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稳定发展、绵长延续的秘诀之一。

和平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刻进中国人民的基因

  西亚早在距今9000多年就出现军事性质突出的石城堡，此后的古西亚文明城邦林立，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坚固的城墙、马面、塔楼等防御工事，城邦之间战争频仍。从距今四五千年开始，源自亚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群驾着马车、携带着各种兵器大范围扩张，所到之处必然伴随着冲突战争，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灭亡就被认为和印欧人（雅利安人）入侵相关。古埃及则少见城堡，战争方面远不如古西亚和古欧洲发达。

  中国各地区多支系文化、人群频繁交流交融，必然也有碰撞冲突的一面，但和平发展是主题。中华文明中常见的环壕多半是为了区分社会空间，长江流域城垣的主要功能是防水。中国夏代以前很少有专门武器，新石器时代最常见的武器弓箭和钺，无非是狩猎所用弓箭和伐木工具斧的改进版。即便是欧亚草原主要用以打造兵器和工具的青铜，到了中国也多被铸造成象征社会秩序的铜礼器。夏代以后中国历代政治疆域都小于文化上中国的范围，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主体范围保持稳定。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与其广大深厚的农业基础相关。中国主体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大河地区，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并且有着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农耕区。农业生产需要较长的周期和稳定的社会秩序，长此以往自然就会积淀出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和平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交往交流交融、兼容并蓄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贯穿古今，相互联系。从比较视野深刻认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的突出特性，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把握当下、面向未来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韩建业，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