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鞭辟入里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这一论断指明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要求。

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欧洲各国史就会发现：思想文化与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之间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譬如，17世纪前后的西班牙王国和荷兰王国都曾因拥有驰骋大洋的无敌舰队而先后称霸欧洲，但它们后来都走向衰落。除了经济和技术落伍的原因，思想文化的相对乏力是重要的内在原因。可以说，当时西班牙和荷兰的思想文化已经支撑不住庞大的帝国大厦。

风雷磅礴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曾经先后震动欧洲大陆，激荡欧洲各国上层社会和知识界。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和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这些思想家、文学家不仅为表达和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和经济愿景贡献了思想和观点，而且创造了内涵丰富的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仰视着这些思想文化高峰，赞叹他们的睿智，流连于这些思想宝库之中，寻找仍旧熠熠生辉的文化宝石。

德国的崛起之路及其文化发力，既颇具特色又引人深思。在欧洲大陆，德国是后发国家。面对国家的受欺被辱，德国的一批社会精英启动了民族觉醒，他们决心摆脱欧洲三流配角的可耻地位，立誓要与英法比肩争雄。翻阅德国近代史可知，自1750年前后至1850年前后的百余年时间内，德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雄踞古今的大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音乐家，如马克思、恩格斯、莱辛、席勒、歌德、康德、海涅、黑格尔、叔本华、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克劳塞维茨、贝多芬等等。这些贯穿历史、名震宇内的天才群体，几乎照亮了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大半天空。歌德写出的响遏行云之作《浮士德》，被称为“德国人现世的圣经”，使德国文学成为世界意义的文学。黑格尔更是使德国无可争辩地站在了理论思维和哲学世界的高峰，使德国完成了精神革命。至此，德国已经不容置疑地树立了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其国家崛起奠定了基础。

欧洲国家的思想发展历程带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一定是国家崛起、民族兴盛大跨步前进的时代。其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一是离不开强烈的问题意识。二是离不开能够回应时代关切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必须是雄厚的而不是单薄的，必须是整体的系统的优秀，而不是个体的零散的突出。第三，一代接一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奋发有为，把忠诚意识和勇于担当融注于历史首创精神之中，才能推动国家、民族的迅速崛起，铸就千秋宏伟大业。正因为德国知识界、学术界坚持不懈地为德国崛起服务，德国才建立了强大而坚实的思想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并实现了崛起。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本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举世罕见的伟大变革，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和文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原创能力不强、人才队伍素质不高，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丰而质量低、专家多而大师缺等等。

时来天地皆同力。我们要积极响应习近平同志号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五千年中华文化积累的宝贵思想财富，研究借鉴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大力弘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自觉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作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尹韵公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