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文化产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展现。时代精神赋予文化产品以不同的文化品格，文化品格也通过艺术辐射和审美愉悦彰显时代精神。文艺作品应当以崇高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品格驱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成为彪炳时代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精神丰碑。

一、崇高的时代精神赋予文艺崇高的文化品格

时代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中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大众心态、统一认知和共同的理想、愿景与追求。它是文化创造的前提和要素，因为以反映和表现时代生活为己任的文化创造永远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群体，而时代精神则是这生活与人群的主流意识和核心观念。时代精神更是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经过升华后的凝聚与集中，它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体现。文化创造也只有真正抓住了这种本质并加以艺术化地表现，才有希望完成所负载的历史使命，获得自身的文化品格。

时代精神虽然是从时代生活中产生的，但它却醇于生活、酽于生活、高于生活，代表着生活的本质和未来，体现着时代的韵律和脉动，引领着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作为一首长诗，《离骚》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对楚怀王时期的荆楚大地及其社会政治生活的具象化描绘，也不在于它对屈原的谪迁生涯的精准刻画，而在于鲜明、强烈的人格魅力与爱国情怀，在于饱含于其中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从一个特定时代所升腾起来的崇高精神，一旦获得文化上的确认，便会成为一种永恒存在的文化品格，不仅有着持久的保鲜期，更有着无穷的正能量。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虽然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却能在文学经典的瑰丽长廊中永放光彩。为什么？就因为它所灌注的爱国主义激情升腾为撼人心魄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赋予了《最后一课》以崇高的文化品格。

19世纪中叶之前，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但随着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列宾、列维坦、柴可夫斯基、爱森斯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乌兰诺娃等文艺大师的出现，西方不得不改变对俄罗斯的看法，因为俄罗斯文化中的强大精神征服了世人的心灵，人们不仅从中窥见了俄罗斯人的思想风貌，而且也感受到融会在这种强大精神之中的坚毅与自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别林斯基指出：每一部包涵精神内蕴的作品，都无异于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并由它们构筑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高地与共同信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有一些俄罗斯民众不仅自发地兴起了托尔斯泰热潮，而且更将普希金誉为“俄罗斯的太阳”。文化的确是俄罗斯的国家名片与软实力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当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的中国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采，体现着改革时代的精神特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高地，因此，我们的一切文化创造都必须在描绘社会变革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过程中自觉而有效地融入鲜明的时代精神，唱响高亢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的时代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产品才能具有优良的品格，展现时代的风采，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释放精神的力量。

二、从人民生活中发掘时代精神、提升文化品格

时代精神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变革的观念凝聚和意识升华，是在现实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上层建筑和对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典型化认知表达，诚如马克思所说，是生活规定了意识的内容。所以，它不仅是与时代生活相匹配、相契合的，而且更是对时代生活的萃聚与提升。既然如此，舍弃和规避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创造又怎么能够准确而深刻地反映时代生活、切中时代脉动呢？

存在决定意识，实践生发精神。任何时代精神都是特定的时代生活与社会实践的升华物。因此，我们要使文化创造充盈时代精神，就必须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深耕生活、深谙生活，并辅之以科学的和艺术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法。因为生活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有深入其中，才会有所发现。但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时代、同样的生活，不同的作者却往往会有不同的发现呢？这便是由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所致。由此可见，要在作品中写出时代精神，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至少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深入生活主潮，洞察生活底蕴，全方位感知和认识生活本身，并从中发现和提取最本质的东西加以比较、鉴别、淘洗、提炼，进而采用美学方式对之进行艺术化和典型化的提升与创造。这个过程，实际上正是从生活中发掘精神，并以艺术化的方式而使之渐趋明朗、显豁的过程。二是创作主体的意向、立场与观念必须正确。这就要求创作者自己首先必须具有正确而先进的主体精神，并对之施以科学裁量，最终表现在创作实践之中。鲁迅之所以能够做到“笔墨所至，精神顿出”，正是由于有此种主体精神，它使鲁迅对现实生活的每一变革都能产生强烈而正向的心灵感应，进而表现为交融着明睿见识与爱国激情的时代精神。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时代和同样的生活，创造社与“鸳蝴派”的作家们却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作品呢？就因为前者的主体精神是“为人生”并“改良这人生”，而后者的精神追求则是“嬉戏生活”、“游戏人生”。写过《九三年》和《巴黎圣母院》等小说的维克多·雨果，生前只想通过文化创造表现不屈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对真理与正义的不懈追求，但他死后却被民众发自内心地谥以“法兰西的良心”之崇高称誉。这些作家艺术家之所以能在文化创造中充分融贯和彰显强烈的时代精神，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是时代精神的负载者和弘扬者。

显然，时代精神是优秀文化产品的必备要素，只有它才能赋予文化产品以美的形质与优良的品格。而时代精神在文化产品中的充分彰显，则是只有在主体与客体交融之后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挚爱人民、感应时代、德艺双馨，努力营造足以形成提升时代精神的良好气场、优越环境和主客观条件，尤其是要坚决摒弃远离生活、俯仰市场，背对大众、张扬自我，规避现实、拥趸平庸，娱乐至上、票房为王，袭陈蹈旧、曲意逢迎，疏离主流题材、缠绵杯水风波以及各种“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非正常、非正确的文化认知与艺术理念。

三、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要求我们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在文化创造中，由于方法与方向、形式与内容等总是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就要求创作主体必须择取最能与之相匹配、相照应、相促进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这种艺术形式和创作方法的选择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作家的个性和创作习惯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特别需要强调弘扬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现实主义既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强调忠于生活，忠于时代，忠于人民，要求作家深入人民的生活，吸收时代的养分，分析时代的问题，表现人民的悲欢。无数杰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赋予了现实主义作品以丰富的内涵、开放的态度与崇高的品格，使现实主义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强大的适应力，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惊人的张力与永恒的魅力。以现实主义精神关照生活，使文艺富有生活的质感和温度；以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使人生具有理想的光辉和梦想的期待，这不仅是人民对文艺的希望，也是创作得以定方向、走正路、出精品的必由之路。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的文化创造中不仅多有否定、抑制和消解现实主义的倾向，同时也存在鄙弃和否定浪漫主义的崇高和理想的思潮。他们把现代主义捧为至高，奉为至圣，而且不断地提出各种主义，光是诗歌上的主义和流派就多达80多个。一时间虽然主义多多，但佳作寥寥。与此同时，丑、怪、浅的畸形文化产品却频频问世，从而造成文化产品的数量剧增、体量爆棚，却质量下滑、影响力衰减。有的文化工作者、有的作家艺术家显然坠入了一个认识误区，用玩形式、抖花样来弥补和掩盖生活底子不足，思想积淀浅薄，精神资质匮乏，艺术功力荒率；用翻陈炫旧、回避现实来替代和填充由于脱离生活主脉、疏远时代大潮所造成的精神萎缩与创造力枯竭；用热炒西方思潮和摹袭现代主义来置换和冒充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现实主义。只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事与愿违，万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文化自有文化的规律，美学自有美学的法则。在认知和践行中一旦脱轨、违规、悖律，就必然要自食其果。民族性、时代性、中华文明特质，永远都是文化创造所不可弃置与违逆的铁律。而我们的文化创造的根脉、气质、风格与内蕴，则永远都应当是而且必须是中华民族的、改革时代的、人民大众的和社会主义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新性和个性化的文化创造，才会赢得成功。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文化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人群的情愫与精神的表现和升华，一旦离开这种特定性而妄加拼接，就很可能会南辕北辙、水土不服。我们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品格只能、也只会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基础、时代氛围与生活土壤上产生。任何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都是与之所反映、所描绘、所表现的社会内容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的，而决不是相反，也决不能相反。（艾斐  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