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 力
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产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科学方法论的时代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思想借鉴的成果,并且也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之中。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实践基础和承传发展,亦即五大发展理念的源和流,对于把握其理论的科学性和增强贯彻这一理论的自觉性大有裨益。
创新发展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从思想谱系上看,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社会分析和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弘扬。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革命就是通过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而促进生产力并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创新是革命在新的时代进程中的推进,它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本变革后,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创新不仅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革故鼎新,所以它也是对改革的承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改革—创新”形成了唯物史观对社会发展基本矛盾把握的历史进程。
从社会实践的源头来看,创新的提出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当代社会发展挑战的应对。基本制度相对稳定之后,创新成为生命力的来源,这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阐述了创新问题,然而,能否有效地推动创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就在于为创新塑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开拓了一条从解放思想的理论创新,到改革和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把社会引入众创的发展新路。显然,这是深入到时代本质中的发展理念。
协调发展本身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不可摆脱的内在矛盾,实际上是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极端表现。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协调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是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这一本质,就是要解决自古以来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当然,社会主义对协调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协调机制的一个飞跃。
对协调发展的需求深深扎根于人类的现代化实践。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是长期、普遍存在的,然而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不均衡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危害越来越大。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历史上就留下比较大的发展差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反映了现代化的普遍症候。把协调发展凸显出来,标志着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深化。
绿色发展的理念尽管可以有较长的追溯历史,但作为人类发展基本问题提出的历史并不长。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发展面临的挑战归结为“两个和解”的课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最早由恩格斯在1843年底到1844年1月间写作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率先从理论上确立了人类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这一绿色发展基本矛盾。当代的绿色发展思想渊源于20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森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人类环保事业里程碑式的警世之作,继而1973年全球第一次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召开,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被认为是树立起了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块路标。这一思想成果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被中国继承和弘扬。1983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1994年3月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及签署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使可持续发展开始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全面推进实施。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科学发展观形成以后,可持续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之一。这些都为绿色发展理念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绿色发展的实践之源在于人与自然界矛盾的日益上升。随着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文明进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向自然索取的能力空前提升,千百万年来自然界自我调节、自我进化的步伐和规律被人类所侵扰。这既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活财富和生存空间,也将人类置于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之中。绿色发展的理念是对当代人类文明困境和人与自然矛盾尖锐化应对和破解的产物。
开放发展的理念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孕育出的思想。人类社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是区域的、民族的历史,是处于分离发展状态的历史,而现代化则开始了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最早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他们谈到,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必然与世界历史紧密相连,离开了世界历史,“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当然,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理念的演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是它面临资本主义的严重威胁,既有封锁、包围、制裁等对社会主义开放的扼杀,也有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对社会主义开放的误导。
从人类文明的成果来看,资本主义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对开放性的发展也做了诸多探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以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为基础,论证了各国根据自身的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和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绝对成本”贸易理论。沿着这一理论前进,20世纪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重要蕴含在于: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调整贸易国的经济结构,而且可以改善各国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缩小彼此间的经济差距,从而为认识人类现代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思想材料。
开放发展的实践根基寓于人类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之中。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开放。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新科技成果的传播和运用,以及发展的经验举措的借鉴,如此等等,都需要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很清楚地证明,如果不开放,社会主义是很难推进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不仅在于认识到开放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更在于将其成功地付诸实践,即能够在两种制度的对立中、不同文化的交锋交融交流中、不同发展模式的竞争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归根到底,理论是靠实践支撑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开放实践,使开放发展的理念得到升华,丰富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使之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内涵。
共享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美好社会追求的核心内容。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才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阐述清楚了为什么缺少共享以及怎样才能够实现共享。因此,共享发展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追求和辨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共享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升华。马克思、恩格斯比较注重从平等的角度阐述社会主义的这一原则。他们认为:“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地道的资产阶级的含义。”强调“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同时,经典作家也论述了真正平等的实现需要长期的奋斗过程:“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是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但按需分配只有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够实现,即:“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灭,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灭后,个人的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全面发展生产力,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按需分配’。”
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当代弘扬,第一次从本质的角度用共同富裕来规定社会主义的属性,将它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列,作为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本支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时,明确阐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共享发展置于最后,是从发展的最终结果即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来保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即无论社会主义运用多少方法手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但最终要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共享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共享发展在当代有强大的现实需求,这尤其体现在对现代化以来社会发展中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反思和校正。从全球看,尽管当代人类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但全球40%的穷人只能分享3%的财富。美国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13年却有超过14.5%的人口(约4500万)生活在贫困线下。近10年来,最富有的每个人的收入增长了80%以上,而其他所有人的收入仅增长6%,2013年贫富收入差距几乎达到过去80年中的最高值。两极分化既是过去的挑战,也是今天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在于开拓了共享发展的时代新路。由计划经济下的平等追求,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享,特别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前提下的共享实现,对社会主义是一个时代的巨大挑战。放弃市场这一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社会主义将无法创造比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然而运用市场,则会提出是否重蹈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覆辙的问题。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守,也是在开拓社会主义的新路。在利用市场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在阐述使巿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如同是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灭活处理,消除其负效应乃至毒性,使其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尽管这一进程充满挑战和风险,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中国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政策举措上,例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公共服务的提升、脱贫攻坚的实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公平的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等,特别是应对了市场失灵的挑战,大大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通过计划分配实现共享的模式,正在走出社会主义共享的新路。
(作者: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