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几十年来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人们总能在所谓“意外”与“巧合”中翻找出那条指向危机的线索，总能发现被人们忽视的经济规律在默默发生作用，总能在事后惊觉那些贯穿于繁荣时期的盲目、扭曲、过剩、膨胀，其实早已一次次传递出累积风险的明确信号。

世界经济已进入风险易发、高发期，能否精准预判风险苗头、把握危机走向，至关重要。对于我国而言，诸多新兴领域既无可参照的发展路径，也无可照搬的成熟经验，为此必须增强预判风险的本领，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水平。

经济领域风险的成因与演化日趋复杂

风险往往具有较强的隐匿性。人们习惯用“黑天鹅”“灰犀牛”来比喻风险。前者指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后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太常见而被忽视的风险，如同犀牛，待它真正冲到眼前，人们才惊觉为时已晚。

“黑天鹅”难以预测，“灰犀牛”虽不易察觉却有迹可循。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可以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矛盾的翻版；1997年泰铢急剧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但早在1996年泰国就已出现金融不稳的明显迹象，国际投机者蠢蠢欲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其房地产市场早已出现信贷扩张的巨大泡沫。

即便人们一次次被“灰犀牛”撞倒，但如何识别、预判潜在风险，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

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风险的成因日趋复杂，从单一风险源演变为多点关联风险源，风险识别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以金融危机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只表现为单一形式，比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是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是典型的银行业危机。但进入90年代，金融危机的综合性特征愈发明显，外溢性影响突出。例如，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时，世界经济将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外部市场流动性突然收缩，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等现象，如果该国的经济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认识和操作误区频频成为危机的“导火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市场繁荣有非理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投机心理盛行，采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监管失效，纵容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等等。

此外，经济周期固有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也值得重视。当前，世界经济依然低迷、复苏道路曲折，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三重压力”，经济下行有可能使各类隐性风险“水落石出”。

善于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应对之策

不论是在经济学的书本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发现并接受了一个事实——风险无法完全被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风险无计可施。我们既要积极寻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应对之策，更要在危机处置中汲取经验、深化认识，总结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第一，用发展的眼光研判风险、用改革的手段化解风险，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既不能因噎废食，为了化解风险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又不能扬汤止沸，只关注表面现象、不深究根本问题。比如，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我们强调采用改革创新的思路，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结构升级和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有效避免了相关风险的“大爆发”“硬着陆”。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在观察风险时，我们既要关注经济领域，又要考量非经济领域对经济的影响，还要关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需从多方面共同发力，既要用好“政府之手”，也要用好“市场之手”，形成合力。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例，不能仅仅依靠金融监管部门，财政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参与。

第三，发现苗头果断出手，避免单一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近年来，我国及时出手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目前P2P网贷机构已全部退出经营；对虚拟货币炒作加以遏制，境内比特币交易量全球占比从90%多下降至10%；针对一些负债规模大、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稳定的高风险企业，果断决策、及时处置，稳稳托住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第四，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在稳妥处置一些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过程中，我们根据风险的不同特点、成因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在处置影子银行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以上特征也都有所体现。

第五，构建预警机制，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具体来看，我们推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金融监管，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重点做好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工作；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都旨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抓早抓小。

密切关注、遏制、防范风险之源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谋求再平衡的过程。我们既不可能实现无风险的“真空环境”，又要将风险保持在总体可控的范围内，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密切关注、遏制、防范各层面各领域的盲目野蛮扩张。

其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一个老话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举债筹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中央政府为了平衡国家财政收支、筹集建设资金等，会发行国债；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地方财力不足、应对危机和抗击自然灾害、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也会举借“地方债”。

就债务本身而言，并非越少越好，债务风险与债务所对应的资产质量直接相关，只要资产质量有保证，债务风险就基本可控。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地方政府超出自身财力，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形成隐性债务。而部分金融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在提升业绩的驱动下为地方违法举债提供“弹药”，进而助推了隐性债务的增长。

隐性债务具有存量规模不清、增量难以控制、债务结构复杂、融资成本高企、缺乏有效监管、偿债压力过重等特点。可以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绝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一个能轻松解决的问题。有专家认为，2022年是地方债到期的高峰期。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承压、土地市场降温等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的影响。

其二，房地产市场风险较为典型。

2021年下半年以来，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逐渐显性化，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从长期看，若既要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又要实现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就需正视房地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合理定位房地产行业，进而为有效构建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打下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房地产业规模大、链条长、涉及面广、关乎众多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系着社会民生，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未来仍将持续。从这个角度看，保持房地产融资的稳定性对于稳定宏观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

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成因复杂，既是长期矛盾累积的结果，又是短期融资市场收缩的结果。具体来看，一是房地产开发经营过度依赖金融杠杆，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二是房地产企业纷纷布局金融领域，投资、持股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随着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房住不炒”定位的进一步明确以及家庭资产配置逻辑发生变化，房地产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缩表、出清，“去金融化”“制造业化”“功能民生化”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

治顽疾需用缓药。去年下半年，部分金融机构曾误解监管部门的房企融资政策，加之房企信用风险不断抬升，融资市场曾出现短期、过度的应激反应，大幅收缩信贷资金，一定程度上误伤了部分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甚至造成预期不稳，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下一步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积极稳妥处置已暴露风险，同时加强预期引导，进一步提升房地产金融政策的精准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强对长租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其三，企业层面滋生的风险日益凸显。

近年来，一些大企业盲目投资，非理性多元化扩张，过度依赖金融杠杆，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部分中小企业借助较宽松的融资环境渡过了难关、避免了被市场淘汰，却掩盖了自身存在的一些经营短板问题，甚至错过了转型机会。当政策收缩、再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这些企业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偿债压力，甚至形成了大批不良贷款。

以信贷领域的“联保互保”为例。作为一种增信方式，互保、联保曾是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贷创新”。在经济上行期，多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约定如果一家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由其余企业共同为其偿债。此举虽方便了企业融资，可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家问题企业就有可能将多家经营正常的企业拖入偿债泥沼，“火烧连营”引发次生风险，导致风险蔓延。

总结历史经验不难发现，产生风险的直接诱因，除了一部分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更多的则是由于偏离主业的盲目投资。一些企业主投资意识很强，在流动性宽裕期间从银行里借来的钱并非全部投入实体经济，有一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矿产、期货等高风险领域。而在担保链、民间借贷等关联性因素扩散放大效应的作用下，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本来没有问题，但因卷入担保链出现代偿风险。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破产重组事件，广大企业愈发认识到、感受到“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这一市场原则的硬约束。但也要看到，认识不等于行动，有行动的意愿不等于有行动的能力，企业进退两难、“饮鸩止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风险亦在持续累积。

“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当前面临的这些重点问题，表面上是盲目野蛮扩张惹的祸，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在推动发展中没有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不同领域各类型风险隐患发生和累积的“原点”，是我们需防范化解的“最大风险”“根本性风险”。

下一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既要切实转变观念，增强风险意识和坚持底线思维，又要有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办法，制定可行的风险化解方案，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及时预判风险、识别风险、处置风险。在用好制度之力上下功夫，加强法治建设；在压实责任上下功夫，压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纪检监察等部门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在强化能力建设上下功夫，补齐监管短板，建立一体化风险处置机制，提高跨市场跨行业统筹应对能力……总而言之，就是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中国号”巨轮在新时代的航程上行稳致远。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栾笑语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