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部教授）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完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但同时，世纪疫情冲击叠加百年变局演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当前，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已然开启，值此关键时期，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22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坚持稳中求进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016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由此，稳中求进从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局高度，作出的战略谋划和科学决策，既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和认识深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实践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字当头，以稳求进，以进促稳，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中国经济“稳”的基础日益巩固，“进”的态势持续增强。

　　针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与外部环境发生新问题新挑战的明显变化，201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的要求，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进一步指明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工作要求和重点任务。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越是接近目标，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就越大，各种难以预料和不可预知的风险与挑战也越多，唯有正确把握稳和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

　　一方面，“稳”是“进”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是数量和速度层面的积累。稳定压倒一切，没有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稳定，一切恐无从谈起，立足未稳的进可能就是冒进。因此，“稳”是主基调，是大局，不稳难以进。但稳绝不等同于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要尊重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立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条件和环境，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进”是“稳”的持续动力和目标方向，是结构、质量和效率层面的提升。没有重点领域的奋发有为，没有关键环节的有所进取，经济社会便难以获得源源不绝的内在发展动力，没有提质增效的进，就难以实现长期有效的稳。因此，“进”是方向，是目标，有进才更稳，同时也要防止出现违背常识，不顾及客观约束条件和承载能力的激进，“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总而言之，“稳”和“进”相互促进，彼此转化。经济社会平稳，才能为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创造稳定宏观环境；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创造良好预期。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战略定力，有利于我国实现今年经济平稳开局、向好发展，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内外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疫后复苏的筑底波动期，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经济恢复进程也会出现反复。我国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缓解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从需求侧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跨过百万亿元门槛，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重点在于突破需求收缩困境。一方面，当前外需呈现回升趋势，但仍面临较强不确定性。得益于对疫情的良好控制，我国在全球率先复工复产，出口需求呈上升态势，但世界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导致外需本身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内需较为疲软，消费和投资增势减弱，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有所放缓，制造业投资虽增速较快，但难以对冲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的放缓。数据显示，2021年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8%，拉动GDP增长6.3个百分点，较去年上半年的7.8个百分点出现明显回落。

　　从供给侧看，其一，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对能源、原材料有着巨大需求，多种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过高。数据显示，我国铜精矿对外依存度超过85%，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这导致在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能源和大宗原材料的国际市场生产和供给的变化会直接冲击我国初级产品供给。其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的“人口规模红利”逐步消退。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使得劳动力人群增长速度减缓，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在缓慢下降，老龄化趋势使得我国面临中长期劳动力供给约束。

　　从预期来看，国内层面，一是在取得充分成绩的同时，经济整体发展也面临挑战，经济增速放缓，预期转弱及其所带来的自我强化效应会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从而使得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更趋谨慎，此种不良循环影响不容忽视。此外，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也使得金融市场的预期出现变化，加之疫情形势恢复较好的新兴经济体产能的恢复带来海外经济的复苏将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一定竞争压力，可能会挤压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份额和利润，进而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也会通过预期的作用而进一步放大。

　　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为做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新变化，我们既要正视困难，做好应对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又要坚定发展信心，稳中求进。

　　保持宏观政策稳健有效，促使微观政策激发市场活力。一是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而言，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注重对中小微企业、个体户及制造业的配套支持政策，同时，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加快推进已经确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开展新基建等重要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稳定市场信心，突破需求收缩压力。就货币政策而言，在总体稳健基础上，坚持预调微调，适当采取定向降准，重点支持高精尖行业、中小微企业等，改善整体融资环境。二是正确把握资本行为规律，稳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完善金融风险管理与处置机制。设置资本负面清单，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进一步强化对资本的有效监管；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统筹制定完善地方债务和隐形债务风险处置应对方案，针对地方政府发债行为设置“红线”和“底线”，健全地方政府发债制度，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各方责任，健全官员考核体系，严肃财经纪律。三是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加强对相关行业的反垄断监管，避免不正当竞争，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完善反垄断法律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强对恶意拖欠账款和逃废债行为治理，制定针对恶意逃废债常态化治理制度，加大征信、失信人名单的应用范围，加强舆论监督和追责体系建设，加快建设信用社会。

　　深化改革开放激活发展动力，推动结构性改革畅通经济循环。一是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完善政府的调节与监管职能；推进以基本制度建设为核心的资本要素市场化改革，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完善注册制、强制信息披露制度、股权分红制度等基本制度，提高资本市场要素配置能力和效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其为实体经济服务能力。二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逐步提升开放合作层次，降低关税水平，提升对外贸易便利程度，依托国内大循环为各类高端要素、产品及服务跨境流动创造良好条件；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更加具有灵活性、公平性及透明度的合作机制，构建共赢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完善制定更具新兴市场国家合作需求的规则标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纵深发展。三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科技创新驱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补齐产业短板，重视企业创新主体能动性，完善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推动基础研究，进一步推动产业链结构升级，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鼓励高精尖企业发展。

　　增强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兜住兜牢民生底线。一是深化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做大经济发展和收入规模的基础上，提升劳动报酬占比，促进居民工资性收入提升；完善对高收入行业和群体的监管法律；大力推进第三次分配，引导社会企业及公益组织等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二是重视民生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完善公共服务，进一步部署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健全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重点布局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领域；重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强化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重视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同时，稳定发展预期要求采取有效政策稳定产业发展，保障基本安全，一方面应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以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夯实经济发展根基；另一方面，保障市场稳定供应及价格基本稳定，加快种业振兴行动保障粮食安全，加强煤炭、电力、天然气等供应保障能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