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党的文艺工作的里程碑
发布时间：2021-08-13 浏览次数：444次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文艺工作者不能脱离群众，关门提高。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作为革命的圣地，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他们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这里。其中包括大批满怀革命理想和创作激情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徐懋庸、田间、何其芳、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马可等。他们的到来给延安文化生活增添了新鲜活力。
这些从城市来到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因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不懂老百姓语言，与群众的欣赏习惯有隔阂，创作的文艺作品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比如，当时的话剧除了排练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还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等，这种“大洋古”（指演大戏、洋戏、古戏）的艺术倾向，在喜欢唱信天游、跳大秧歌的陕北老百姓中遭到冷遇，老百姓听不来，看不懂，也不买账。
延安文艺界忽视抗战实际和脱离群众实际的问题，引起党内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和现象深感忧虑，决心好好抓一下文艺界的问题。1942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同时也发动了文艺整风运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与文艺界接触最多，他通过个别约见谈话和写信征求延安文艺界人士的意见等方式，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弄清了文艺界的问题，在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毛泽东和凯丰以请柬的方式邀请文艺家们来开会，平等对话，充分讨论，显示了领袖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尊重。
座谈会先后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召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大家围绕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重要问题，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辩论激烈。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文艺工作的根本问题。1942年5月2日午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在不足12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大家静静聆听毛泽东题为“引言”的讲话。他的开场白简短、幽默：“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充分肯定了文艺的战斗作用。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开会头一天，大家围绕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等问题激烈争论，不少与会者意见相左，争论不休，会场气氛活跃，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过激言辞，说明当时文艺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要想让文艺工作者真正认识到党的文艺工作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政策并不那么简单。
5月23日下午，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在氤氲的煤气灯下，毛泽东手拿提纲，用他那特有的湖南腔做了题为“结论”的演讲，他说：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毛泽东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的讲话，充分阐述了文艺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也批评了一些错误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公开集中地阐发自己的文艺思想、打开了延安文艺的新局面，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开辟了文艺创作的新天地。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毛泽东的讲话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条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他们深刻检查剖析自己的思想，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并身体力行，从而创作了一大批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有大家熟悉的《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文艺作品，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直到今天也是我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人民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