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外国的新闻记者、专家、学者等来到中国，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特定时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撰写出一批有影响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学习时报开辟专栏“从外国人著作看中共党史”，陆续刊发相关文章。

　　苏联顾问A·B·勃拉戈达托夫在中国大革命期间曾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自1925年4月从莫斯科来到中国，至1927年7月离开。他在中国的两年多，恰是中国大革命轰轰烈烈起来又迅速跌入谷底的两年多。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写的回忆录《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详细记录了他在冯玉祥部国民军和在国民政府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思考，为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勃拉戈达托夫虽然没有在当时力量还不够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身上过多着墨，但通过他的记录，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有了这样直观而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多么艰巨，而在革命的队伍里，中国共产党与同盟者相处又是如何艰难，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直接任务——打倒军阀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最直接的对象。对此，勃拉戈达托夫看得十分清楚，他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的军阀们，“把私人利益看得比社会利益还重要”。为了能将私人的利益最大化，军阀们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要。勃拉戈达托夫激愤地说：“将军们主要出于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考虑，不断从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广大的士兵都是顺从地跟着供给自己吃穿的这个将军跑，而在这个将军失败以后，又投向另一个将军，有时投向将军的敌人。”决定投到哪一方和啥时投奔主要取决于何者好处大。”勃拉戈达托夫无奈地总结：“对于军阀将军来说，战争就是生意。”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军阀从不考虑社会利益，遑论国家利益，在他们治下，只有无休止的征兵和捐税。征兵无疑是为了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以抢占更多的地盘，征税则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军队和军阀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封建军阀所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以其理论的清醒和彻底，把“打倒军阀”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提了出来，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这是以往任何政治力量不曾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直指问题的总根源——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面临的另一大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勃拉戈达托夫评价说：“中国在经济上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它们将它瓜分为很多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投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达二十二亿五千万美元。这大大超过了中国本国的投资，确保了外国人在中国工业中的垄断地位。”除了经济上的剥削外，帝国主义还对中国人民进行着政治上的压迫。勃拉戈达托夫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帝国主义“依仗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很多城市里都建立了特区——租界”，“他们在这些地方不受中国法律管辖，成了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租界实为国中之国。外国列强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局，组建了自己的市政府和军队”。

　　当勃拉戈达托夫途经上海前往广州时，这种不平等给他留下了更为直观的印象：在上海，“宏伟的高楼——大楼的玻璃耀眼夺目，擦得发亮的黄铜构件闪闪发光——标明外国垄断资本家正对这里主人的落后技术和内部混乱行使着权力。而在中国区里，街道狭窄，楼房低矮，还有些简陋的土坯房和竹房子”。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的中国，帝国主义是造成一切问题的总根源。他们的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中国的经济，使中国逐渐沦为它的附庸，民族资本在多重压力下举步维艰，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在政治上，治外法权的存在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此，刚刚成立只有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党的二大上响亮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明确目标。

　　要推动中国革命，必须解决好统一战线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短，在国内的政治影响有限，要实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目标，单单靠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这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孰料，当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投入到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投入到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时候，革命的同盟者——国民党及其领导者蒋介石却已磨刀霍霍了。

　　当时，国民党虽然完成了改组，但盘踞在广州的所谓革命的“盟军”，也“都是军阀式的军队，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打算”。身在广州的勃拉戈达托夫看到：“所有这些‘盟友’瓜分了广东的地盘，搜刮当地的百姓，勒索捐税，以豢养这些军队的将领。这些‘军队’还用这种办法在物质上独立于政府。”想要竭力把它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却根本无能为力。勃拉戈达托夫直指问题的要害：“它们的名称改变了，但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湖南籍的军官想到第二军（原湘军——引者注）中去，云南籍的军官想到第三军（原滇军——引者注）中去，广州籍的军官则想到第四军（原粤军——引者注）中去。”至于个中缘由，作为近距离的观察者，勃拉戈达托夫也说得很清楚：“这些军队的指挥官认为‘独立’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有人为了所谓共同的目标放弃“独立”，放弃自己的利益。到头来，“被视为服从政府的十五万军队只存在于纸面上”。

　　随着大革命的发展，随着北伐军不断向北方的推进，军队的状况愈发糟糕。当北伐军胜利地进占一个地方以后，勃拉戈达托夫惊讶地发现：“所有当地的资本家和地主一下子都成了‘革命者’，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喊出很左的口号。”“很多将军从军阀的阵营中转到了国民革命军一边，但他们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出于暂时的考虑。”勃拉戈达托夫充满忧虑地说：“国民革命军完全被这些过去的各派军阀指挥的杂牌军队吞没了。”试想依靠这样的军队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无异于痴人说梦。

　　再看这支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勃拉戈达托夫在国民革命军中和蒋介石有过多次接触，对蒋的为人、处事都有密切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对蒋介石，勃拉戈达托夫评价说：他“深知‘有实力就有权’的著名信条。他以黄埔军校的干部为基础，着手建立‘自己的势力’”，而“在实施自己的决定时总是秘而不宣，有时不顾一切”。勃拉戈达托夫不止一次地强调“蒋介石竭力想建立他的个人独裁”。勃拉戈达托夫犀利地发现：当形势不利时，蒋介石“对自己的独裁作风和神气十足的架势”可能有所收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裁欲望”，“他在竭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做着准备，同时又巧妙地对此进行伪装。他大力网罗同伙，结党营私”。而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他就能一方面为自己争取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一方面争取到以江浙财阀为代表的大量金融资本的支持，从而毫不犹豫地抛弃甚至屠杀掉昔日的盟友，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勃拉戈达托夫也在此后离开了中国。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军队。

　　（作者：邵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