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这与西方政党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使命型政党,创造性地将“融地位、性质、责任、功能于一体”的使命执政内蕴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伟大历史进程中。准确描述“使命型政党”中国样态的本质属性,彰显中国政党治理的独特优势,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范式与治理逻辑提供思想路径。
崇高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与信仰
使命型政党将主动承担民族使命与履行政治责任作为组织激励和实践拓展的根本源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提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契合人民群众在历史更迭与政治建构中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以高度的价值认同、情感共识致力于构建“超越资本宰制、切实反映民意、资源分配公正、人类全面解放”的文明新形态。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执着、坚定与不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铸刻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使命的精神标识。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则崇尚“实用主义”的施政取向,缺乏统一的、崇高的、连贯性的政治目标,围绕着“资本逻辑、权力博弈、利益分割”治理国政。尤其美国、西欧的政党以“是否赢得选票,掌握资产阶级政权”为己任,其使命直接与选举周期、结果结合在一起,“且政党的使命不断变化,体现了浓厚的政党利益”。
“价值理性”与“工具主义”的张弛与对立标识中西方政党范式的鲜明特色,凸显中国共产党使命形态所秉持的崇高信仰。百年以来共产主义的追求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阶段被赋予独特的理论意涵,以不同时期的政治纲领与发展规划承续下来。作为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以一种“信仰媒介”的形式内化到党组织体系的各个要素,凝练共产党高尚的组织人格、自我发展的目标规划与治国理政的运行导向,融入组织与国家、社会互动的潮流之中,以大无畏的精神践行着强国、富民的使命与担当。
科学的历史规律认知与实践智慧
使命型政党及其组织活动一般建立在某种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战略规划上,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与科学的履职技巧。马克思曾经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消解旧哲学“形式化、符号化、割裂化”抽象本体的过程中,重构了世界“发展、变化、开放”的实践本体,真实映现世界的存在模态与发展趋向,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不仅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追求,更从规律层面剖示实现“两个必然”的原则、条件与路径,为党创新理论、建国立制、施政治理与践行使命指明操作范式与方法。西方的政党执政则基于“不信任文化”的理性人假设,以虚伪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维系资产阶级统治,崇尚个体私有、资本逻辑,迷失于“理性上帝”幻化出的“思辨迷宫”。这种意识形态指导局限于“阿门塞斯冥国”这个颠倒的“形而上学世界”,充当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辩护人”。随着后现代化的演变,这些选举型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联系桥梁的功能正在衰落,作为政府运作的重要制度性主体正在饱受诟病,作为社会中的政治团体组织正在涣散”,政党对立、社会失控与治国失效等问题层出不穷,其内在局限日益明显。尽管资本主义政党进行了局部改革,但其否定历史客观规律与放大资本私有的张力,不断撕裂资本主义自身及全球的政治秩序。
“规律认知”与“抽象思辨”的世界观差异主导中西方政党建构社会形态与治国理政的性质和效能,更能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与活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谨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辩证创新的方法论指导,逐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勤恳耕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以实事求是的动态政治部署、解决真问题的实践导向,把全体党员与人民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共同体力量,以使命执政的范式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本位的价值追求与伦理情怀
使命型政党有其核心的价值诉求和行动理念,贯穿于政党建设与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史观的指导,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西方的选举型政党名义上代表选民去行使政权、表达诉求和争取利益,却只是在利益博弈与权力争夺禁地徘徊,信奉的是“英雄史观”。精英政治导致的资源垄断与阶层歧视、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底层民众的生命安全遭受漠视等现实问题,赤裸裸地撕破了西方政党“为民执政”的面具。
“精英主义”与“人民史观”的价值分野剥离中西方政党执政的发展路径,造就差异显著的政党类型、党群关系与国家运转模式。“人民是使命型政党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使命型政党为之服务的主体,更是使命型政党完成伟大民族复兴使命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秉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承诺,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治国理政、社会改革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与人民群众一起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工程取得全面胜利等重大任务的实现,充分彰显了使命型政党“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与智慧。
勇于自我革命和调适的批判意志
使命型政党立基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文化之上,内显的自我革命性是党保持纯洁性与先进性的密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不迷信任何权威与教条”是党自我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具备作为能动性组织的自我认知、自我塑造、自我期许、自我实现的能动力以及具备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能动力”,强烈的政治自主性与成长性熔铸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因中,以科学规范、精细监督的制度条例,清除一切侵蚀党健康肌体的病毒。而西方的选举型政党重心在于互相博弈与争权,为了取悦舆论与选民,往往“特立独行、美化自身”,以“否定政治”抹黑对手。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绑架国家利益,加速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在这种政党恶斗与分歧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议会立法和监督功能不断弱化,很难以批判性的自我革弊消除利益固化与结盟。
“自我革命”的批判意识与“美化至上”的虚假膨胀是使命型政党与选举型政党分离的重要标识,内隐中西方政党治国理政、自我发展的特色与命运。百年大党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内在品质,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自觉接受民主党派与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强烈的批判意志、发展意识和行动定力”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完善党内基本法规制度,“通过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高效的组织执行能力、有效的组织问责能力,将科学战略规划转化为国家、社会和民众所期盼的生动社会实践”。
(作者:巩瑞贤,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