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奉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如是总结伟大的抗疫精神。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这样评价抗美援朝的伟大壮举。

　　舍生忘死体现生死观和义利观，是中国创造抗疫奇迹的精神支撑。精神是民族之魂，是心之定所和行之依归。钩沉稽古、扶隐发微，挖掘和揭示舍生忘死的文化意蕴与本质内涵，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

　　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缘起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写照。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文明虽风雨沧桑，却旷古无两，生生不息，千载传承。

　　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淬炼于革命文化。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抗联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都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标识。“豪情做囚徒”“满腔热血沃中华”“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一腔热血勤珍重，撒去犹能化碧涛”“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变”“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等，都是革命文化的思想精髓。

　　革命文化熔铸于“风雨如磐暗故园”的近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精神结晶。同时，我们党成立前仁人志士的救国救民探索，以及“将不畏死、兵不惜命”的抗战壮举，为革命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精神土壤。“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等，立起一座座熠熠生辉的精神丰碑。有了这种精神，近代以来的中国，虽饱经风霜，却艰难竭蹶，浴火重生。

　　舍生忘死的抗疫精神，彰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庆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北大荒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都蕴含舍生忘死的傲骨与血性。郭永怀用生命守护国家秘密，邓稼先抱定“为了它，死了也值得”的信念在危险岗位默默奉献数十载，焦裕禄为了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死不瞑目”，王进喜发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等，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鲜亮底色。有了这种精神，70余年的新中国史，虽风雷磅礴，却乘长风破万浪；40余年的改革开放，虽荆棘载途，却能成就家邦之富。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舍生”是精神外化行为，“取义”和“求法”是精神内在本质。舍生取义和舍身求法，是舍生忘死的信念基础及价值魂魄。“义”是“四维”之一，汉代有“廉而不刿，义也”。中国文化中，关于“义”的表述不可胜道，如“君子喻于义” “度义而后动”“见利不亏其义”“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等。“义”和“法”是时空概念，其内涵依情境变化而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和“法”，重在维护社会伦理；革命文化中的“义”和“法”，志在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义”和“法”，诉求同样在于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稽古察今，稽古启新。舍生忘死是精神，也是文化和气节。只要有舍生忘死之义，就一定能彰显护国佑民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血战到底的浩然气概、临危不惧的牺牲精神、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百折不挠的必胜信念。在抗疫斗争中，舍生忘死的故事不胜枚举，既撼人心魄，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冠病毒研究者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誓言，以及无数“最美逆行者”感人肺腑的壮举，都将彪炳史册。历经苦难和辉煌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再次创造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