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提出“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度不足，科技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其中，制度问题又是关键所在。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对创新规律与创新发展路径还不能完全适应，科技体制改革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落实，科技创新与经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还不到位。在“放管服”宏观改革背景下，国家针对科技领域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包括优化科研管理体制提升科研绩效，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机制，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把科研人员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项目经费管理中解放出来，等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通过“放管服”改革释放创新活力，以改革赋能创新成为亟待突破的重点。

    放与不放，放哪些，抓哪些？如何厘清相关主体角色定位？如何理顺和衔接其相互关系？首先需明确的是“放管服”的边界问题。过去往往靠“学者需求+行政放权”博弈、制度成本考量等协调达成权限调节，但二者予取有度，一方不能无约束地无限索取，另一方也不能守旧固权一成不变。而如何量“度”，“边界”如何确定？“能放尽放”的关键在于设定标准、表明边界，如果没有放权准则与边界，那只会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只有边界定义清楚，权力才不至于缺位、僭越或错位。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放管服”显然不是简单地放，而是集中有限精力去管，突出管住核心要塞，同时以市场化理念加强服务建设。不仅仅是“放”，也可能要“收”，将原以服务为主而实施中出现业务涣散、无效益但又涉及长远发展部分，“放权”新增到权力清单中管起来。“放管服”实则是高效科研管理权力清单重新厘定的一个过程。在厘定权力清单基础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放管服”更需要鲜明稳健的改革逻辑引领。

    一是目标统领。“放管服”是行政工具，至于放哪些、如何放、如何管、如何服，最终需要统一目标引导实现。科研管理领域“放管服”重在解除行政羁绊，释放创新活力，这也跟其他领域“放管服”目标有着显著区别。所有“放管服”措施应统一在这个目标下，避免盲目作为。“放管服”的目标是职能转变，其实质是科研管理理念转变，因为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归根到底需要的是思想观念创新。要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特点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包括科研组织模式、资源配置、经费管理、学术评价和绩效奖励等在内的科研管理领域综合改革，从制度上形成推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源动力。从长远看，高校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不仅是行政改革，更是关系高校自身发展全局的改革，必须通过目标导向内化形成高校自我革新理念，以制度革新引领“双一流”建设。

    二是尊重规律。要落实智力劳动认定，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建设适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科研成果评价与经费补偿等制度。譬如，明确界定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降低制度成本，使市场实现更加有效的成果转化与资源配置，将知识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资政建言转化为落地举措。如果缺少标准、没有边界，就容易“左”“右”为难。一方面放权力度小了，则创新活力难以得到有效释放；另一方面放过了，又会触碰纪检“红线”。

    三是职能转变。“放管服”涉及教育科研主管部门、财税部门、高校、科研人员甚至市场等不同主体，涉及各方利益博弈，如何以“私利”达成“公利”，其实施成效不仅取决于机制改革，更依赖于体制改革，因为科研规律与财税准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逻辑思维，其制度安排也迥异。比如“报销繁”的问题，财税、法制的配套改革就异常迫切，直接影响到改革成效。而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属于科研管理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如果不推动内核变革，尽管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细节的难点、痛点，却很难达成改革初心。

    四是动力机制。要“放管服”三管齐下，打好组合拳，权责齐放，形成改革合力。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是个系统整体工程，亟需理顺各方所涉及的权责利益，联动协同，作通盘考虑。项目及经费管理要以“放”为主，突出责任，譬如探索以科研诚信为基础的包干制；成果评价要以“管”为主，突出精准评价、质量评价；资政建言、社会服务则要突出“服”，提升高校为党政部门、社会各界服务的能力。通过压力、引力转化为改革动力，自上而下的“放管服”行政改革归根到底还得由市场来引导，深入改进自身制度建设达成发展目标。对于科研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并不局限于传统科技领域，哲学社会科学同样可以鼓励实践，即理论向现实转化，推动思想文化向观念思维创新、移风易俗转变，向政策举措转变，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产品转变。

    （作者：  蓝满榆，系华南理工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