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树洁 重庆大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

2020年是我国彻底消灭现有贫困标准条件下绝对贫困的收官之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各地政府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决心毫不动摇，谱写我国数千年发展史上最令人兴奋的伟大篇章。与此同时，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后2020时代”我国扶贫扶弱工作的新要求。“脱贫不脱政策”，从精准脱贫向乡村振兴转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内涵。如何利用体制优势、道路优势、理论优势、文明优势去实现新的战略目标，将是我国未来数十年的重大命题。

中国扶贫工作的社会主义特色

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工作的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许下了“2020年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和“区域整体性贫困问题得到解决”的庄严承诺，这是历史上开天辟地、绝无仅有的伟大壮举。

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给我国脱贫工作“最后一公里”造成新的挑战。面对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6日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明确指出，“2020年现行贫困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充分体现党中央决胜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消灭绝对贫困的坚定信心，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用“两不愁三保障”的严格标准实现2020年的全面脱贫，不仅在贫困标准的制定上高于世界公认的最低贫困线，中国集中力量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五级行政责任制”，更是全球扶贫史上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走共同富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随着精准脱贫工作顺利收官，中国将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精神贫困、返贫困和乡村振兴为主要内涵的扶贫扶弱时代。“后2020”中国扶贫工作将出现以下新的特征：一是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均、自然资源禀赋结构差异等因素导致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将成为克服相对贫困的聚焦点；二是贫困程度深的“硬骨头”和缺乏内在脱贫发展动力的精神贫困人群，存在较大返贫风险，脱贫脆弱性是检验精准扶贫质量的重要指标；三是落后地区教育和医疗水平的提升是决定低收入人群收入持续增长、防止返贫、截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

精准扶贫战略成效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工作，相继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贫困缩减的中长期规划。从托底救济，到可持续开发扶贫，再到“一户一策”精准扶贫，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且符合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举全国之力，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发生率连年下降，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大幅提升。2012年到2019年末，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3.2%下降至0.6%。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1%，是2012年的1.99倍，年均名义增速达12%，比全国年均名义增速高1.4个百分点。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所属自然村上幼儿园、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分别为87.1%和89.8%，相较2017年分别提高2.4和1.8个百分点。2014年至2018年我国贫困地区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由86.8%升高至93.2%。

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精准脱贫“最后一公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是大量农产品滞销，严重损害农民的短期收益。二是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三是影响种子、化肥、农业机械设备的物流运输。然而，党中央在统筹推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两条战线中，没有顾此失彼。各类企业复工复产持续加快，我国GDP从第一季度大幅度萎缩6.8%，恢复到第二季度增长3.2%。除少数地区外，第二季度农业生产及农民收入均实现正增长。

各地政府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采取了以下一些战略对策：一是抢抓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带来的机遇，电商助力产销对接物流成为农村农产品销售新模式；二是创新扶贫资金使用方式，对乡镇企业给予金融信贷支持，努力保护农村市场主体；三是加强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精准对接，拓宽就业渠道，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四是积极增设公益性岗位、稳岗拓岗，确保最低收入家庭最低生活保障；五是加强返贫监测，实施贫困人口动态管理。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严格标准的脱贫任务，落实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将是十八大以来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成果。

“后2020时代”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挑战

2019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提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从精准脱贫转向乡村振兴，确保广大农村低收入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主要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区域性相对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2020年中国完全消除绝对贫困后，生产生活资料匮乏、难以谋取基本生计的绝对贫困将得到缓解，绝对的物质贫困将转变成受贫困主观感知影响的相对贫困。

二是“扶志”将成为精准扶贫“后2020时代”的关键内容。长期以来，部分贫困户一直受帮扶资助，但是至今仍然未脱贫，甚至有部分贫困户为了能够继续获得政府帮扶，存在不想脱贫、不愿脱贫的心理，而自我脱贫意愿的缺乏会进一步诱发贫困户机会主义行为。

三是教育不足导致相对贫困存在“代内”向“代际”动态演变风险。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家长为文盲或半文盲家庭致贫概率比家长为高中文化家庭致贫概率的4倍以上。未来随着农村绝对贫困成为历史，生存性贫困将不再是我国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除了少部分特殊群体必须依靠政府托底政策给予生活保障以外，其余群体的致富则越来越需要依靠自己参与当地经济建设，获取劳动报酬。精准扶贫成果是否可持续取决于：一是已经脱贫人口不再返贫；二是贫困人口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长期贫困人群是由于个人和家庭禀赋的短缺，公共领域资源的匮乏，后天教育的不足等情况从父辈传递到了子辈造成的。这种“代内”向“代际”的贫困动态演变，是“顽固性贫困”的基本特征。

四是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不健全将是导致返贫的重要诱因。疾病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健康和生活问题是重要的“贫困陷阱”。在没有脱贫的人群中，因为疾病和健康问题所造成的贫困比例高达30%以上，尽管大病医疗保险能够大幅度降低病人的家庭负担，但是，因病而无法工作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是导致一个正常家庭陷入贫困的重要诱因。如何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和识别因病致贫体系，是“后2020时代”扶贫扶弱的重要内涵。

做好“后2020时代”扶贫工作的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是也为中国制造业嵌入中高端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新的机遇。国内企业，尤其是担负帮扶脱贫、乡村振兴的农村企业，应当顺时应势，把握好这次国际分工格局调整的历史机遇，危中寻机，倒逼转型升级，谋求绿色、高效、新型发展。

二是发挥新兴电商平台和网络技术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间的作用，协同农村各要素之间的流转，重塑农产品价值链利益分配格局。使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获得更大收益。

三是进一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继续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在精准扶贫“后2020时代”，政府、企业、个人对经济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思考应该走向纵深，加速推进涉及农村居民利益的户籍、土地制度改革，完善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机制；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和教育等能够提振经济增长的投资项目；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产业，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别。

四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转型，从多个方面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激发贫困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贫困户从“输血”到“造血”，从“等靠要”到自力更生转变。

五是综合考虑乡村学校和医疗机构布局，促进高质量教育和医疗资源均等化发展。构建教育和医疗扶贫防御体系，寻找截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增强低收入人群非感知认识，破除低收入阶层人群向上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