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张学良、杨朝远（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目前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我们还要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如何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国际国内合作新的发展格局？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是基于国内发展形势、把握国际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从经济发展的本质来看，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持续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谋求新发展格局 

　　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需要在经济发展中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我为主、内外兼修，积极保障我国经济安全，谋划新增长空间，推动我国从传统的国际经济均衡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模式。

　　从国际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抓住了全球工业革命浪潮、欧美去工业化、产业全球转移的机遇以及相对友好的国际环境，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全球生产要素流入，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与制造业大国。美国则利用领先的技术创新与超级大国地位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中美之间逐渐呈现出中国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低消费，美国低投资、低储蓄、高进口、高消费的均衡，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中美之间均不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弊端，纷纷出台“制造业再造”计划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技术创新优势在缩小、技术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在下降，维系产业链与价值链高端越来越难。今年以来，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循环受到威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碎片化趋势愈加显现，中美之间基于传统均衡模式的旧发展格局难以维持。

　　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呈现出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的特征，更加强调可持续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特别是要降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交易成本，加强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区域之间的合作与对内开放，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我为主、内外兼修，积极保障我国经济安全，谋划新增长空间，主动推动我国从传统的均衡模式转向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模式。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才能在扩大开放中获得更有力的资源、技术、人才、资金支撑；加强国内经济大循环，才能让各类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进而形成更多新的区域增长极。

　　国内国际双循环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个人或国家进行专业分工、从事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通过贸易可以使个人、地区或国家都获益。具体而言，国民方面，贸易可增加国民福利、满足国民的不同需求偏好、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提供就业岗位等；企业方面，贸易可强化品质管理提高企业效益、提高产品品质、加强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等；国家方面，贸易可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延续社会再生产、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生产要素等。比较优势理论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际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近年来某些国家奉行“孤立主义”显然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短期内，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保护了本国企业，但长期一定会降低国民的总体福利，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

　　除了比较优势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方面的收益之外，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可以通过区域市场一体化带来其他方面的收益，比如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成本、专业化分工降低了服务成本的收益、市场规模扩大增加了产品的多样性，等等。在国际格局中，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联盟为典型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一度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形式。然而，近年来欧盟内部的不平衡、英国脱欧等问题，以及美国推行的“美国优先”策略、各种“退群”行为，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国际区域市场一体化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各国或地区都将扩大内需、促进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应对国际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和经济逆全球化的主要手段。

　　总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科学谋划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才能在扩大开放中获得更有力的资源、技术、人才、资金支撑。就国内经济而言，通过加强国内经济大循环，可以打通多维区域之间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循环，让各类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进而形成更多新的区域增长极。

　　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中，国内大循环处在主体地位，是国际循环的基础和保证，国际循环则起着带动和优化的作用，是国内循环的外延和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国际循环、不断扩大开放，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要看到，如果国际循环脱离国内循环，势必失去其有效运转的支撑点。从两者关系来看，国际循环是次循环，国内循环则是主循环，即应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此基础上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拓展国际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良好的国内循环是国际循环的根本。我国是人口大国，具有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这一禀赋特点要求我们要以国内循环为支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建立国内有效的需求体系，为本国的外向型企业提供出口转内销的新出路，并为国内的企业提供强大的利润保障，这是确保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的重要环节。没有消费市场的需求支撑，企业就会失去发展和创新的动力。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叠加效应，已影响到我国的产业链安全，高科技领域高度依赖进口导致的“卡脖子”短板现象已经显现。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国内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才能促进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动。因而，只有坚持构建良好的国内循环，才能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国际循环会带动和优化国内循环。首先是带动效应。通过“对外贸易—产业链拉长—增加就业和收入—扩大供给—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强化国际循环”的路径，在促进国际需求的同时刺激国内生产，使得国内循环更加畅通且充满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是优化效应。通过构建国际循环，我们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拓展国际市场，加速资本积累、增加利润，获得国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益。最后是竞争效应。参与国际循环，会导致竞争更为激烈，迫使企业为了生存发展而提高生产率，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国际循环有助于产业的进一步合理化与高级化，促进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实现不断攀升。

　　综上，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中，国内大循环处在主体地位，是国际循环的基础和保证；国际循环则处在次要位置，起着带动和优化的作用，是国内循环的外延和补充。另外，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坚持发挥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相互作用，全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持续推进国内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深化对外开放，形成新的更为优化的发展格局。

　　深化对内对外开放

　　实现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同时，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时，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这为我们推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方向和基本遵循。

　　坚持深化开放，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已逐渐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但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贸易保护主义叠加，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开倒车”现象，我国需要逐步摆脱对传统国际循环模式的依赖。“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的突破口，通过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深入合作，共同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贸易往来、产业协作和共同发展的战略平台，有助于形成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国际循环体系。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是联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推进上海、广东、天津等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有助于加速形成新型的国际循环。上述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同时加强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将我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为经济全球化不断注入新动力。

　　清除各环节堵点，保证市场运作畅通。构建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挖掘和激发国内市场，逐步清除国内市场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间存在的“堵点”和“痛点”，破除经济转型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周期性和制度性问题。重点在于提高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按市场规律让资本、人才、技术、信息、土地等要素充分参与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过程。只有各类要素自由流动，才能实现供求与价格的相互反馈、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规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打破区域市场分割，保障区域间的循环畅通。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内循环是要实现各类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的自由流动，打通“区块”“省域”和“城市”“城乡”等不同区域空间尺度之间的经济循环。为此，需要加强空间治理，以合理分工实现优化发展，推进区域发展战略，释放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动能。从区域发展战略角度来看，要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即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最终是要进一步优化区域空间格局，打破市场分割，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保证国内大循环畅通。

　　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目前，我国有着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创新是灵魂，竞争的重点是科技和产业的比拼。我国需要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遵循客观规律，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紧盯全球前沿技术，实现重点突破，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在巩固传统产业优势的基础上，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更加合理化和高级化，利用我国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位置的不断攀升。新基建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要抓住新基建启动的契机，秉持以科技创新促发展的理念，推进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重大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提升区域和国家的创新能力。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企业是市场重要的微观参与主体之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企业的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均遭受较大冲击。各级政府应通过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税收减免或缓征，以及大力发展新基建、培育新兴产业、加大公共服务支出等方式，激发企业的活力。同时，切实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双升级”，倒逼企业谋求转型升级。对于企业供应链上的“补链”和优化布局上的“扩链”，应给予专项扶持。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需注重恢复国际供应链，形成外向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国际产业链畅通的优化布局，积极拉动国内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引导外向型企业建立基于国内循环的产业链。

　　保障和改善民生，激发内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抓民生也是抓发展。民生工作是激发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的当下。切实保障农业生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保证粮食安全，同时加强粮食市场的监管，确保居民“米袋子”和“菜篮子”价格的稳定。加大稳定和增加就业的政策力度，只有稳定就业、增加就业机会，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激发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聚焦民众关心的医疗、教育、养老和社保等痛点，推进落实民生保障工作，消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品质，释放农村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