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道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提高群众自我服务、自我防护能力”。有效动员各方力量团结合作进行群防群治，是我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基础性策略，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明底色，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展现了优势。

　　此次疫情防控充分利用了现有基层治理经验如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坚守群防群治的法律底线、突显群防群治的人文关怀。图为青年志愿者（左）来到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蔡家社区，为防疫工作者提供心理疏导。新华社发

　　一

　　群防群治的主要特征是群体性合作。合作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共生现象，但是只有人类社会能够有意识地长期在大大小小的群体层面进行复杂的社会合作。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指出，人类“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现代社会中，社会合作更是不可或缺。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的，“对于社会合作，我们别无选择，否则，要么是互不情愿直至仇视抱怨，要么出现互相抵制直至内战”。在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期而遇时，这种社会合作在社区等基层层面所发挥的功用更为凸显。每当出现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瘟疫等自然风险时，或者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大规模恶性违法犯罪等人为风险时，人类社会就需要在一种主导力量引领下，通过思想动员、组织动员、资源动员等，融合各种基层社会力量为化解危机而合作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基层群防群治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社会合作现象。譬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美、丹麦等西方国家大规模推行依靠居民预防犯罪的“邻里守望”计划，而在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能找到诸如“运动预防犯罪”等行动计划。

　　群防群治在我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地位尤为特殊。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调邻里相助、患难相恤的社会合作美德。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受宗法伦理制度约束，高度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对人群的约束功用和对资源的调度功用。儒家文化不仅在伦理上进行倡导，如《孟子·滕文公上》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而且进行明确的法律规范，如《唐律·捕亡律》载“邻里有强盗或杀人案发生，见呼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杖九十”。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群防群治一直是群众路线在基层社区层面的重要呈现。20世纪50年代全国推广了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持续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送瘟神”行动，60年代形成了后来著名的“枫桥经验”，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治安联防队等，这些都是我国公共危机群防群治的典型样本。最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出现了浙江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及北京市的“朝阳群众”“石景山老街坊”“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新做法，都具有明显的人民主体、多方合作群防群治的色彩。

　　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高度流动、价值观念多元及社会风险日益复杂化等问题，对社会合作治理提出了新挑战。譬如，在公共事务领域，出现了一些个体的权利意识快速增长但责任意识却相对薄弱的现象，在私人生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个体的自由化过度与社会保护不足并存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要求在群防群治的思想、体制、机制等方面更好地突出社会合作特色。

　　突出群防群治的社会合作特色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一些基本关系。首先，处理好个体自由与社会安全的关系。自由是最为基本的人权，但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有特立独行的特征，故而提升社会安全程度的行动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虑，以实现更高层面的、长久的个体自由为行动准则。其次，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群防群治的重心既包括维护社会稳定，如化解基层矛盾、防控违法犯罪，更包括应对大规模公共危机。平安是人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在一个加速转型的现代社会中，只有提高应对和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维护了平安这一基本人民权益，社会才能够实现内在的稳定。最后，处理好社会整合与社会合作的关系。在群防群治过程中，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的社会整合，与政府引导下横向的多元主体间协商共治的社会合作并不矛盾，关键是要结合各地区各领域的实际情况，实现两者间的结构互融与功能耦合。

　　突出群防群治的社会合作特色要求在共同防治过程中补齐社会合作层面存在的体制性短板。着力于改变一些地区和领域内群防群治存在的主体单一化和单调化局面，从而使各行各业的人群等都能够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群防群治；着力于改变一些地区和领域内民间自治和社区组织薄弱、社会组织缺位或错位、社会力量难以高效组织和参与的局面；着力于改变一些地区和领域内群防群治制度创新力度不足的局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提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这些都是对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应对重大风险时所需要的综合应对能力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期待，未来需要着力进行研究和部署。

　　突出群防群治的社会合作特色要求运用好各种群防群治形式。在群防群治过程中，要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实现区域治理、社区治理、单位治理有机融合的实践形式，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基层治理经验如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坚守群防群治的法律底线、突显群防群治的人文关怀、防止出现群体的社会心理隔离。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社区在引导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切实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微信群等以传统的群众语言有效地传递权威的信息，引导人民群众全面参与群防群治，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在危机善后过程中，需要着眼于长远，加快建设现代群防群治工作所急需的对话沟通机制，提高公众参与能力，改善社会舆论环境，探索完善新形势下群防群治工作新机制、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