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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原副会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确保在湖北之外的其他省份不会出现规模性扩散。党中央成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启动联防联控机制，发挥中国体制优势，调动全国各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全力支持武汉和湖北抗击疫情，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危机管理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6个月法则”，说的是在重大危机事件后有一个为期6个月的时间段，痛定思痛，可以推动从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后需要进行的改革，如果过了这个时间段，情况恢复原状，再想推动改革就很难了。针对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的明显短板，我们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在2003年取得抗击非典斗争胜利后，党和国家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大力推进以“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制）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实现了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历史性跨越，也推进了中国疾病防控体系的长足发展。这次疫情仍然暴露出一些不足，这就要求我们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立足风险防范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解与分析：

　　风险认知：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说也是风险社会。由各种传染病带来的公共健康风险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挑战。随着各个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各种传染病传播流行的风险也在加大。正因如此，各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建立起了各种健康风险认知体系，包括对各种风险信号的捕捉、分析研判及采取相应的对策。例如，各个国家的疾病控制体系，尤其是遍布基层的哨所医院，就是在卫生领域的风险认知主渠道，希望通过早期识别传染病的案例和及时控制来避免传染病的流行。同时，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社交媒体等各种沟通交流渠道也提供了大量基层一线、前沿的鲜活信息，为及时捕捉各种传染病风险提供了重要补充。例如，谷歌公司就曾利用其流感趋势分析软件，在2009年甲型流感大流行的几个星期前就根据人们对流感信息的搜索，预测到了大流感即将到来。

　　风险研判：风险综合研判机制是疫情防控的一个重要环节。重大传染病流行的风险综合研判应当是一个规范的科学分析过程，需要包括病理学专家、流行病专家、临床治疗专家、社会学专家、公共管理专家等多领域专家，运用已有科学知识对收集到的风险信号的潜在危害做出综合分析判断并正式提交相关政府部门。由于疫情初期信息不全不准确，这种分析判断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是若干场景以及出现概率的判断。这样的综合研判是相关政府部门采取干预政策的重要基础。

　　风险预警：风险预警灵敏度是决定疫情防控成功的重要因素。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对于传染病疫情信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并可以授权地方发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3条规定，当“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可是除了台风预警外，很少有地方政府行使这个预警权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未来国家在疫情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方面有几项重点工作需要考虑。一是转变观念，加强风险评估，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特别是各级党政干部应树立清醒的风险意识，对国家、地方、行业层面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评估，并采取具体措施来化解降低各类风险。二是完善风险认知渠道，增强风险认知系统的丰富程度和灵敏程度。各种社交媒体的流行使得社会信息流通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仅仅依靠传统的行政渠道收集风险信息已经远远不够，应充分认识合理开放的社交媒体对补充完善传统行政渠道的重要意义。同时，必须在开放的环境下，培养社会公众对于社交媒体各种信息真伪良莠的鉴别能力。三是在重要专业领域的风险治理体系中，要建立规范的风险研判机制。在公共卫生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中，要明确建立规范的综合性风险研判机制，确保不同领域的专家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家组集体建议，为行政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四是加强风险预警机制的建设。要进一步强调属地责任，下放应急管理权限，使得地方政府有效承担起风险预警的责任，敢于在面临风险时发出预警，提醒社会和公众配合政府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将风险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