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发展哲学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演进到今天，学科框架已相对成熟，学科内容也日臻系统。作为一门应用性哲学，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发展整体，其任务是对社会发展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进行科学抽象，透过复杂的发展现象揭示深藏其中的本质、规律、意义、目的等。发展哲学涵义丰富：从发展哲学与发展观的关系看，发展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发展观；从发展哲学与具体发展学科的关系看，发展哲学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人的发展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从发展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看，发展哲学是以最一般的概念、逻辑形式反映社会发展存在的意识形态。

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发展哲学的生长点，也是推进发展哲学研究的动力源。结合当前的发展实践和发展形势，发展哲学应关注以下五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掘与国外发展理论的借鉴

发展哲学既是社会发展理论的最高层次，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兴起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实践的结合提供了重要切入点。发展哲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营养，以增强理论说服力。

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包括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世界的物质差异性存在及发展原理。其中，差异性原理是我们把握社会何以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在差异性原理看来，我们在发展中所应采取的合理策略是：其一，尊重和关照差异，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其二，关注和防范差异的消极性，追求社会有序运行；其三，消除差异的凝固化，实现由负向差异向正向差异的转化；等等。

再如，长期以来，我们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视为我们党倡导的以人为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的基本依据。这是正确的，但还可以完善。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论述中也包含相关思想。恩格斯指出：“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这就启示我们：既然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了社会发展进程、都对历史进步有所贡献，我们就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持包容发展、普惠发展、共享发展。这就是说，让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主张和做法，也可以用历史合力论予以解释和支持。

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异性原理和历史合力论，需要我们在发展哲学的视阈内进一步把握其理论价值，并做好挖掘整理工作。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掘，推进发展哲学研究还需要关注国外社会发展理论，并做好引进改造工作。例如，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可持续发展思潮，就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产生了革命性冲击，也为发展哲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理论素材。

发展的意义

当前，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核战争等一系列发展危机和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危机和风险都与发展的意义危机有关。发展的意义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人们在发展实践中一味追求发展的“物的意义”，遮蔽了发展的“人的意义”；其二，人们将“小我”发展的意义凌驾于“大我”发展的意义之上，造成了“小我”发展与“大我”发展的冲突和对立；其三，人们为推动发展特别是“物的发展”采取了不合理、高代价的方式，加剧了发展的意义危机。

作为人类发展活动的理论自觉，发展哲学必然要关注发展的意义问题。在这方面，发展哲学至少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为此，要在理念和实践上进行两种提升，即从“小我”的价值意义提升到“大我”的价值意义，从发展的“物的意义”提升到发展的“人的意义”。其二，什么样的发展创造或发展实践才是有意义的？为此，要关注发展与代价的关系问题，倡导最低代价的发展。

发展的关系

社会发展不仅要创造各种社会财富，而且要生成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当今人类面临两大发展问题：一是发展“不够”的问题，二是发展“不和”的问题。所谓“不够”，是指发展的数量、规模及其水平、质量等还没有达到满足所有人基本需求的程度；所谓“不和”，是指发展中诸多关系的不和谐、不协调。这种“不和”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身心关系不和。事实上，当前我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及做法，就是解决发展“不和”问题的努力。

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当前发展“不和”问题更甚于发展“不够”问题。因此，发展哲学要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不和”产生的深层原因，并从学理的角度为人类选择一条走出“不和”困境的路径。在发展哲学看来，导致“不和”的深层根源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及其实践。因此，必须确立一种共生主义的发展观，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发展的受动性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运用日趋先进的科技工具，在“改天换地”的实践进程中大力张扬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率性而为、几乎不受约束的“本质力量”，既为人类创造了巨量物质财富，也为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发展问题。人类既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又有受动性和受制性。这种主动性和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恰恰是发展哲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发展哲学既要关注发展的主动性如创新、变革之类的问题，又要关注人的发展行为的受动性即受客观规律、客观条件制约的问题。

对发展受动性的研究，在当下的发展背景下更有现实意义。发展哲学要深究发展受动性的根据、意义及其一般方法论等内容。例如，根据发展受动性的内在机理，人类要因地制宜、适时而动，追求适度发展。所谓适度发展，主要是从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效益、发展成本等基本属性上对发展进行把握，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基础上，为建立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推进的一种有节制的发展。这种发展应是当今人类社会包括当今中国在发展新形势下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发展

发展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与国别性。同样，发展哲学所分析的问题、所服务的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地域性与国别性。换言之，我们所谈论的发展哲学必须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发展哲学，它要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指导中国的发展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地上生机勃勃的发展创造，为发展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最直接、最生动、最有价值的现实素材。

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发展哲学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如同一架“显微镜”，能使我们把握中国发展的本质、规律和价值属性；又如同一架“望远镜”，能使我们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应然走向。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所出现的具有根本性和深远意义的变化，是处于从不够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向系统性、整体性的协调发展转换的新阶段。从本体论的视角看，整体性应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属性或根本特征；从方法论的视角看，整体性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认识和实践方法，我们要从整体性视角把握、分析、评价和解决发展问题。从整体性视角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也是一个统一整体。我们一定要用整体性的观念看待新发展理念、拓展新发展境界，切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作者为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21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