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坤荣

　　在“十三五”开局之际，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一脉相承，显示了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条主线，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达到高点以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处在下行状态，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回落，并且增速放缓的压力仍在不断增大。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内运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批准实施十一类重大工程包建设。然而，经济在短期内企稳的迹象尚不明朗，传统刺激政策的边际效应正在衰减。自2012年3月开始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转负，生产制造部门率先进入通缩，到2015年12月PPI为-5.9%，降幅持续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低位徘徊。特别是，进入2015年后，我国季度GDP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水平，GDP平减指数进入负区间（如图1所示），这一切均已表明实体经济的通货紧缩已经成为了不可回避的事实。

　　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都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动员了大量资本、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为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摆脱贫困，采用的几乎都是供给性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重点放在总需求管理上。尽管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政策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及时化解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但是，依靠超发货币创造的虚假繁荣也造成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过度投资。如果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真的能长期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需求管理政策比供给管理政策更有效。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我国的潜在增长水平正在下降，也就是我们说的处于结构性减速经济增长阶段。生产要素投入的上升已不足以维持高的经济增长，原因是生产要素的效率没有得到有效提高。所以，我们的长期增长趋势已发生变化，如果不改变生产要素的效率，经济还会继续下滑。这就要求用供给管理政策来取代需求管理政策。

　　供给侧管理是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市场是否出清是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核心区别。需求侧管理认为市场无法出清，因此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而供给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当前产出可以自动回归潜在产出。例如，假如现实运行中某行业存在了所谓的过剩产能，则需求侧管理认为需要通过种种政策手段刺激社会需求，令需求扩张去迎合现有产能，而供给侧管理则认为需要通过价格、产能整合、淘汰等方式来清理过剩产能，因为“过剩”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供给侧管理是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与之对比，需求管理假定生产要素的供给为既定的条件下对总需求的调整和控制。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侧管理代表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而需求侧管理则代表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在前提假设上有本质区别。一个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出清，一个认为不能，由此衍生的政策理念也不一样，一个认为需要政策刺激来提高需求，一个认为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应该着重提高生产能力。

　　好的改革思路若要变革现实，离不开政策的落地。

　　首先，正确处理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管理的关系。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是要放弃需求管理，两者不存在矛盾。转向供给侧以后就更加强调不要纯粹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要光做需求的文章。供求是双方面的一种平衡关系，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需求，也是在解决需求的问题。

　　其次，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用好倒逼机制，推进产能过剩矛盾的化解。要坚决管住和控制增量、调整和优化存量，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长效机制。要按照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的总原则，着力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着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配套政策，分别“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在稳定化的宏观政策出台同时，加快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特别是把握有利时机和社会舆论，对传统的“软预算”约束部门进行改革。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精神，在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存量置换和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的同时，推进对软预算主体的改革力度。一方面，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改善地方政府的债务架构，对地方政府税收和权利体系进行改革，让地方政府转型到公共服务的职能上来。另一方面，利用倒逼机制，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体系建设，国企改革按照以资产为纽带的运营模式发展。建立顺畅的企业退出机制，切断落后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纽带，利用经济减速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过剩产能。同时，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要在行政性垄断问题比较突出的基础行业中，切实放宽准入，引入竞争。积极推进“科教文卫”事业单位改革，坚持机构改革与放松行业进入管制相结合。探索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路径，引入社会资本进入，释放出中国的现代服务业存量，提升服务业生产效率。

　　第四，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税收结构调整是最为重要的改革举措，应积极向以直接税、间接税共同发展的体制转变，通过增加直接税把居民纳税（个人所得税、不动产税等）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相联系，而不是把所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支出都压在企业身上，同时要直接推动政府的支出透明化。因此在税政体制改革的大前提下，增加直接税，而对企业进行减税，给企业创新、节能减排、加速折旧和更新改造减税，鼓励企业创新和激励企业向绿色方向发展。（沈坤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