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历史渊源
发布时间：2016-03-10 浏览次数：1668次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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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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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冉
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重要探索。
◎引言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早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历史上看,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贯彻“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举,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探究“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理论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廓清思想迷雾,明辨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对立论”“割裂论”等错误认识做斗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党性、人民性最早见诸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抑或列宁,都没有对党性、人民性作出过明确的概念界定,也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来使用。1947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明确了党性、人民性的指称对象,并赋予其在新闻宣传中的概念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分别在很多层面运用过“党性”、“人民性”的说法
党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频频使用的重要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至少有6次提到“党性”,至少有6次提到“人民性”。在《列宁全集》中至少有262次提到“党性”,至少有9次提到“人民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对“党性”、“人民性”的内涵作出过任何界定与说明,而且在不同场合下党性、人民性的指称对象也不一样。这说明,党性、人民性是作为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概念来使用的。具体说来,党性、人民性作为政治话语,是在以下几个层面被运用的:
第一,在理论品性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性”话语第一次被运用应该是在1845年底。恩格斯在向德国推介一篇优秀著作《傅里叶论商业的片段》时,对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批评:“这种社会主义(即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笔者注),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应该说,这里所说的“党性”,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战斗性以及研究的彻底性。1895年,列宁同样用党性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性,“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此外,列宁也在理论品性的层面上使用过“人民性”,他在批判民粹主义时曾经指出:“民粹主义的内容是反映了俄国小生产者的观点和利益,理论的‘人道性和爱人民性’是我国小生产者受压抑的结果,这些小生产者由于‘旧贵族’制度和传统的束缚,由于大资本的压迫而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第二,在出版物(包括党报党刊)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1842年4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905年“十月总罢工”发生后,俄国暂时处在过渡阶段。如何通过党的出版物帮助党取得过渡阶段的胜利?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了他的总观点,就是用党性反对无党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第三,在党的组织与共产党人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比如,1863年1月2日,马克思在谈到布朗基以及法国的工人运动时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致函马克思时使用了“党性”一词评价当时正在与普鲁东派斗争的拉萨尔:“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在这个表述中,恩格斯将“党性”人格化了,意指拉萨尔具有的那种共产党人的人格特质。此外,列宁在反对“小组习气”、“小组利益”等党内派系现象时,大量地使用“党性”这个反击性的话语,根据笔者的统计,这类使用至少有26处之多,代表性的说法有:“为了维护党性,我们反对一切带有小组习气的活动。”
第四,在文学创作(包括哲学思想创作)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在这个层面使用“党性”话语,列宁是最为频繁的,至少有10次,最具代表性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人民性”第一次被使用至少是在1839年,并且用以指称哲学和哲学家。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指出:“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
第五,在战争与政权性质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这种情况主要出自列宁的文章中,比如:“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打倒非党性!非党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口号。”“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我们要力求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决定很快就要掀起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具有人民性的。”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尽管没有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的说法,但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营养。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尤其是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的新闻史上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即“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统一论”的提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探索。
随着“统一论”的提出及其践行,党性、人民性的话语属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一,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解构功能转而强调其建构功能。解构功能主要体现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常被作为话语工具,以此对非社会主义理论、党组织派系、战争等范畴中的反党性、反人民性的东西展开批判。所谓建构功能是指党报的一项使命,即党报要对政党与社会的关联性做出建构并加以确认,以此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其二,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原则性转而强调其操作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往往被作为应然的政治原则,以此对现实中的思想创造、理论论战、党的建设等提供指导,而其本身并不具有操作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没有做出概念界定的重要原因。可是,党性、人民性一旦在新闻宣传领域“落地”,首先就需要赋予其明确的概念内涵。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的界定方法同时隐含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也因此大大提升了话语的操作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来看,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主要发生于两个层面:一是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二是新闻宣传的微观层面。在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大体说来,这种共同体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通过构建“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把分散性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最终把“人民”的政治性与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共同体。第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第三,把革命的愿景(人的解放、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党的纲领(包括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命运共同体。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证明,在“一盘散沙”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只有在党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互为依靠、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才能形成强大“历史合力”,从而建设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进一步说,党性和人民性在宏观层面上的统一不是自发形成的。或者说,宏观层面的统一要有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即首先要解决梁启超所说的“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这个近代历史的瘤疾。这是因为,如果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聚合起来,党与社会的统一体就将因缺少明确的社会对象而无法构建。这个道理正如学者刘海龙所指出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内,几乎不存在现代宣传的受众……所以中国现代宣传体制的建立过程,首先是一个制造宣传受众的过程。在早期的宣传家中,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痛感中国缺乏合格的宣传对象。”因此,中国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并最终胜利,就需要首先“唤醒国民”,并通过高度的政治动员塑造人民的主体性,也就是构建社会本身。只有这样,党才能将人民凝聚为能够参与国家政权的整体力量,才能将人民组织为能够赢得民族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军事力量,也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党与社会的统一。从历史经验来看,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是从“唤醒国民”开始,而“唤醒国民”最初是由新闻宣传来实施的。也就是说,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离不开在新闻宣传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实。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重要探索。
◎引言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早在2013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历史上看,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贯彻“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举,具有内在的科学性和必然性。探究“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理论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廓清思想迷雾,明辨是非曲直,更好地与“对立论”“割裂论”等错误认识做斗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党性、人民性最早见诸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抑或列宁,都没有对党性、人民性作出过明确的概念界定,也没有把它们放在一起来使用。1947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明确了党性、人民性的指称对象,并赋予其在新闻宣传中的概念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分别在很多层面运用过“党性”、“人民性”的说法
党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频频使用的重要术语。根据笔者的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至少有6次提到“党性”,至少有6次提到“人民性”。在《列宁全集》中至少有262次提到“党性”,至少有9次提到“人民性”。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对“党性”、“人民性”的内涵作出过任何界定与说明,而且在不同场合下党性、人民性的指称对象也不一样。这说明,党性、人民性是作为政治话语而不是政治概念来使用的。具体说来,党性、人民性作为政治话语,是在以下几个层面被运用的:
第一,在理论品性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性”话语第一次被运用应该是在1845年底。恩格斯在向德国推介一篇优秀著作《傅里叶论商业的片段》时,对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批评:“这种社会主义(即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笔者注),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应该说,这里所说的“党性”,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战斗性以及研究的彻底性。1895年,列宁同样用党性来指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性,“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此外,列宁也在理论品性的层面上使用过“人民性”,他在批判民粹主义时曾经指出:“民粹主义的内容是反映了俄国小生产者的观点和利益,理论的‘人道性和爱人民性’是我国小生产者受压抑的结果,这些小生产者由于‘旧贵族’制度和传统的束缚,由于大资本的压迫而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第二,在出版物(包括党报党刊)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1842年4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大家知道,画家也不是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的),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1905年“十月总罢工”发生后,俄国暂时处在过渡阶段。如何通过党的出版物帮助党取得过渡阶段的胜利?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提出了他的总观点,就是用党性反对无党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第三,在党的组织与共产党人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比如,1863年1月2日,马克思在谈到布朗基以及法国的工人运动时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致函马克思时使用了“党性”一词评价当时正在与普鲁东派斗争的拉萨尔:“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在这个表述中,恩格斯将“党性”人格化了,意指拉萨尔具有的那种共产党人的人格特质。此外,列宁在反对“小组习气”、“小组利益”等党内派系现象时,大量地使用“党性”这个反击性的话语,根据笔者的统计,这类使用至少有26处之多,代表性的说法有:“为了维护党性,我们反对一切带有小组习气的活动。”
第四,在文学创作(包括哲学思想创作)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在这个层面使用“党性”话语,列宁是最为频繁的,至少有10次,最具代表性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人民性”第一次被使用至少是在1839年,并且用以指称哲学和哲学家。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指出:“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
第五,在战争与政权性质的层面上运用党性、人民性。这种情况主要出自列宁的文章中,比如:“只有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任务的无产阶级。打倒非党性!非党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口号。”“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我们要力求使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决定很快就要掀起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起义是具有人民性的。”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尽管没有把党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的说法,但是,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营养。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尤其是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创刊九周年之际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在这篇文章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的新闻史上提出了党性、人民性的“统一论”,即“新华日报的党性和它的人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纸,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新华日报的最高的党性,就是它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吸和感情、思想和行动。”“统一论”的提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做什么样的新闻、如何做好新闻”的一种探索。
随着“统一论”的提出及其践行,党性、人民性的话语属性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其一,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解构功能转而强调其建构功能。解构功能主要体现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常被作为话语工具,以此对非社会主义理论、党组织派系、战争等范畴中的反党性、反人民性的东西展开批判。所谓建构功能是指党报的一项使命,即党报要对政党与社会的关联性做出建构并加以确认,以此体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其二,从强调党性、人民性的原则性转而强调其操作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笔下,党性、人民性往往被作为应然的政治原则,以此对现实中的思想创造、理论论战、党的建设等提供指导,而其本身并不具有操作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没有做出概念界定的重要原因。可是,党性、人民性一旦在新闻宣传领域“落地”,首先就需要赋予其明确的概念内涵。中国共产党用“二元互释”的方法界定了党性、人民性的内涵,即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这个概念的界定方法同时隐含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方法论,也因此大大提升了话语的操作性。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来看,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主要发生于两个层面:一是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二是新闻宣传的微观层面。在中国革命的宏观层面,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从根本上是指党与社会的统一,也就是构建党与社会的共同体。大体说来,这种共同体有三种表现形态。第一,通过构建“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把分散性民众聚合为政治性的人民,最终把“人民”的政治性与党的“阶级性”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政治共同体。第二,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共同体。第三,把革命的愿景(人的解放、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党的纲领(包括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联起来,在党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命运共同体。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证明,在“一盘散沙”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只有在党与社会之间构建起互为依靠、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才能形成强大“历史合力”,从而建设一个统一的新中国。
进一步说,党性和人民性在宏观层面上的统一不是自发形成的。或者说,宏观层面的统一要有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即首先要解决梁启超所说的“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家”这个近代历史的瘤疾。这是因为,如果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聚合起来,党与社会的统一体就将因缺少明确的社会对象而无法构建。这个道理正如学者刘海龙所指出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内,几乎不存在现代宣传的受众……所以中国现代宣传体制的建立过程,首先是一个制造宣传受众的过程。在早期的宣传家中,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都痛感中国缺乏合格的宣传对象。”因此,中国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并最终胜利,就需要首先“唤醒国民”,并通过高度的政治动员塑造人民的主体性,也就是构建社会本身。只有这样,党才能将人民凝聚为能够参与国家政权的整体力量,才能将人民组织为能够赢得民族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军事力量,也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党与社会的统一。从历史经验来看,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是从“唤醒国民”开始,而“唤醒国民”最初是由新闻宣传来实施的。也就是说,党性、人民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离不开在新闻宣传这一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实。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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