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以贯之的要求。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构建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坚实理论体系。

一、加强理论建设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基石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对事物存在不同认识是必然的，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也是正常的。但有的思潮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有的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的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的要破坏国家分裂疆土；党内也有人在政治原则上存在问题。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需要以坚实的理论体系作基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识形态决定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关乎旗帜、关乎人心、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如果一个执政党倡导的意识形态受到比较系统的质疑或攻击，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挑战。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在于构建一个富于说服力和感召力的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理论上不彻底，就难以服人”。有了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对模糊认识的澄清才更加有理，对错误思潮的斗争才更加有力。这不仅是批判的武器，它本身就是武器的批判。

二、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创新的重点

我国正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在新的历史方位里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构建，必须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主题。

（一）深化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

传统观念深刻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长期以来，“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实行计划经济，消除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将逐步自行消亡，变成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等，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这些观念为指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上的对立，在生产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我们曾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重大政策的争论也往往以姓社姓资为判断标准。

改革开放证明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他还反复强调，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解决了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时代的实践要求我们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加强理论上的指导。新时代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阻力，很多也与理论问题直接相关联。总体上看，在是否需要深化改革的问题上，由于改革是对既有体制的修改和完善，而既有体制往往与传统理论有较强的对应关系，难免有人用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吓唬人，因而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体制内；在深化改革的方向上，由于我们对改革的具体形式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也难免有人想用似是而非的理论，诱使我们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至于有人怀疑改革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稳定性，使得我们不断重申政策并给人民群众吃“定心丸”，这往往是由于改革前进了，但与之相对应的理论还没有充分构建起来，致使有人误以为我们仍会坚持传统的意识形态并必然回归与之相对应的传统固化观念，改革开放只是权宜之计。只有从我国实际出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进一步阐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形成逻辑严密且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才能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实践、凝聚人心的作用，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需要采取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经典著作。改革实践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很多传统理解，因而如何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对待经典著作，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经济领域是加强理论构建的重点。这是经济基础地位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还指出，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此外，经济领域也是相对于传统体制变化最大的领域。不在这方面形成一个与现实相适应的完整统一的理论，就难以统一人们的认识。“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二）以新的视角研究中外社会的本质特征

客观全面地研究外国体制。积极借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所谓中国特色，是相对于外国特点而言的。我国对外国体制的研究，基本上是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主要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总体上呈现针对我国弱点，介绍外国优点的特征。在当时急于变法自强的情况下，这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久而久之，很多人也形成了“唯洋是从”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自信。目前我们对外国体制的研究仍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西方体制的了解仍谈不上深入。例如甚至不少专业人士都不知道，西方主要国家中只有美国实行比较纯粹的“三权分立”，但美国很多地方政府也实行“议行合一”。二是缺乏对西方体制利弊的客观分析。如有很多人对西方体制盲目推崇，也有文章对西方体制予以批判，但其理论说服力还有待提高。三是对西方体制的发展变化规律和适用条件还缺乏研究。总体上看，西方体制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发展变化的，并不随时随地具有“普世价值”，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套用西方体制就出现了问题。但在西方国家话语权的支配下，对这些“水土不服”或“削足适履”还关注不够，已有结论也经常是指责“病人”而不是反思那些强力推销的“药方”。

对中国特点作深入研究。西学东渐促使我们思考自身的特点。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正史是历史事件的记录，不是对我国特点的理论概括。晚清时不少人提出我国“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把“中学”归结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也谈不上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特点的全面准确概括。其后，主要是套用经典著作对欧洲的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演变的主流观点。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社会形态的演变进程是否与欧洲基本相同。很多研究认为，我国从秦朝到晚清的所谓“封建社会”的经济社会制度，与欧洲的封建时期有很大差异。二是能否简单地用“封建专制”概括我国秦以后政治制度，并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世界古代的大多数帝国都先后消亡了，只有中国基本完整地延续了下来。从这个方面看，以大一统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有其糟粕也有其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和发展，根本原因是中国有其特点。只要我们讲清楚这个特点，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就会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在这方面，迫切需要总结思考已有的结论，更需要探索新的范式。

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深化对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点和行动。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受其影响，曾经有一个时期的历史叙述和分析，基本上是站在“造反者”的角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种历史观对我们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这种以论证“造反”正当性为基调的历史观，也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在我们党已经执政并将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已经“攻守易势”，阶级斗争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对某些史料的选取不够全面，对某些事件的定性也不够准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党史，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如何从治国理政的角度认识历史，使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加全面客观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进而正确处理现实问题，是一个重大课题。这也是调节社会心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需要。

三、加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当前正处于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创新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很多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境界，为我们加强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天地。

（一）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这样的教训必须汲取。

（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新时代的理论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这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了方向。这一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重大课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在新时代加强理论建设，就是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研究，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地运用这一思想观察新时代、解读新时代、引领新时代，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展现中国气派、中国智慧。

（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新时代的理论构建要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为导向，牢固树立问题导向意识。我们搞的事业，我们是先行者，经典著作不可能给出解决现实的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此外，近一百多年来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有不够完整准确的地方，还存在“一些人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也可能有其时代局限性。这就要求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僵化、形式主义和无所作为，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变革和创新。我国历史上就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但正如商鞅所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坚决抵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种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又不要被针对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个别词句、个别结论束缚住手脚。”置身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只要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只要是符合实际、必须做的，该干的还是要大胆干”。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和实践的自信。

（四）改进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

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构建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有序开展，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要求和工作任务。这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必然要求。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还要看到，在条件不是很适宜的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可能“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对于那些不适合在地方层面或公开场合讨论的问题，可以考虑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一些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知实践需求的同志深入研究。要把握好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不把探索性的学术问题等同于严肃的政治问题，也不把严肃的政治问题等同于探索性的学术问题。在内部研讨时，要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评论，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氛围，以达到充分解放思想的目的。只要是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真诚拥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其学术观点可以互相碰撞和启发，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思维的问题，应是毫不动摇的。

（五）以适当形式将重大理论创新确立下来

以权威方式发布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这是决定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大事。从我们党历史乃至国际共运史上看，重大理论都是通过领袖或最高领导人著作、或中央领导机关文献等形式发布的。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党以领袖著作、重要讲话、重要会议文献等形式，进一步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必将进一步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一些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可以由中央以适当形式作出结论。在这方面，《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是很好的示范。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意识和视野，认真回答了新疆若干历史问题，为统一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若干历史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共识，为掌握新疆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主动权、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思路。纪要的研究方法和组织形式，也值得研究其他重大理论问题时借鉴。

（六）将新时代创新成果推广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全方位上

一是梳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问题，形成适应新时代的具体叙述或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但传统观点指导下形成的很多理论材料，由于多种原因还没有得到梳理，仍在堂而皇之地传播并影响很多人。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具体化为新时代的历史叙述或观点论述，是增强其传播力和说服力的关键。如上述《纪要》的贯彻，就涉及大量的理论及文献重构。类似问题面广量大，但时不我待，亟需抓紧抓好。二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这是一项影响亿万人思想的重要工作。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读者，不断增强课本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三是加强理论指导话语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很多领域衡量理论成果的价值，经常把是否以外文在西方主要刊物发表为重要标准。这不利于以我为主的研究导向和价值取向的建立，也不利于研究成果在我国的积累运用和开发实施，应尽快改变。要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政治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撑。

（作者：王修达  系北京市委农工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