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主要是日本、韩国等，与我国发展环境相近、增长轨迹相似，都经历过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其经验教训值得研究借鉴。

    进入转型期后，这些经济体都缺少增速换挡的经验、理论和政策准备，仍试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延误了本可利用的调整时机。日本在经历了20年9%以上的高速增长后，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期，但日本内阁会议1973年2月通过的“经济社会基本计划”，仍把1973—1977年度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确定为9.4%。可见，当时日本政府对于增长阶段转换并无认识，更谈不上必要的政策准备。在韩国，增长阶段转换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但到2007年李明博竞选总统时，还提出要把增长速度恢复到7%。但实际上增速相差甚远，而且陷入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困境。

    由于对宏观形势判断出错，致使反复倚重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屡屡失败。有的经济体不能正确区分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波动，用短期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应对增长放缓。比如，日本先是在增速放缓初期不适当地使用紧缩政策，发现潜在增长率下降后则大肆推行扩张政策，致使泡沫经济先起后落，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再如，韩国也在10多年时间里推行总体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很差。

    产能过剩是转型经济体的通病。在对严重过剩产能的治理上，东亚经济体在转型初期普遍被动消极，后期则采取了一些有效办法。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通过增强垄断、限制进入、免除债务等手段推迟过剩产能调整，结果反而促成危机。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0%多。后来，日本政府通过设立特定萧条产业信用基金、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扩大海外投资等途径，有效推动了企业削减产能。

    转型离不开改革推动。在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推进系统改革上，东亚经济体走走停停、进展不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受利益集团和舆论影响，改革经常流于形式，出现多次反复；危机爆发后，韩国在困境中推进改革，力度较大，金融、企业、政府、劳动四大部门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为转型升级打开了通道。相比之下，日本受到更多既有利益格局制约，虽有调整但进展有限，诸如大企业与主银行（企业的主要贷款银行）关系、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关系、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安排难有改变，推进改革的共识无法达成。

    受上述因素影响，日韩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都历时10年以上才逐步稳定下来，在遭遇挫折中积累了经验，新增长模式趋于定型。这些经济体转型后的增长模式差异明显，但都为进入高收入社会提供了支撑。韩国的改革相对彻底，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一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涌现出了三星等科技导向型大企业。日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工厂内部的精致生产，这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但创新能力偏弱，制约了长期竞争力提升。

    日韩等经济体在转型期所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其制度和政策的演变过程，对我们认识、适应、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一定参考价值，从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深刻认识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性，对规律怀有敬畏之心，作出前瞻性战略安排。二是因势利导地调整宏观政策，尤其要避免以刺激性需求政策追求难以企及的高增长。三是主动稳妥地治理严重产能过剩，敢于打破、重组已有利益格局。四是培育环境、引导预期，积极促进产业升级和创新活动。五是与增长结构和动力转换相适应，推动企业、金融、财政、政府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革。认真研究并吸取这些经济体的相关经验教训，将会形成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后发优势。（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