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春梅，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贻龙，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于仍处于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来说,有关启蒙的讨论,不仅涉及对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认识和中国的启蒙历程,还要指涉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发展历程。如果不将启蒙简单置于西方启蒙的话语体系中,就会发现中国启蒙的主流是超越资本主义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启蒙的未来出路在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启蒙并彰显其时代价值。反观中国启蒙的历程,由于受到救亡图存的窘迫形势和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免功利的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启蒙不彻底的缺陷,伴生出新时期的价值多元化困境,凸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意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铸就兴国之魂的关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和引领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化价值内核的功能,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启蒙对资本主义启蒙和中国近代以来两次启蒙运动的双重超越,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主义启袭与中国启豪的衍生

　　作为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运动,可以视为狭义上的启蒙,是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承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欧洲近代的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提倡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反对封建束缚和宗教禁欲主义,歌颂人的智慧和人类理性的时代主题的继续和发展。在东西方的几个发达国家进人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经过了人类理性获得巨大解放的思想启蒙时期。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形态和价值体系,它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必然产物。

　　对广义启蒙最精练的回答源于康德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他在文中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er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据此,启蒙就是人依据自身的理性走出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其关键在于要有足够的勇气运用自身的理智从而实现人类理性的自觉。因此,启蒙最重要的就是能否自觉秉持理性主义,也可以说理性主义就是启蒙的代名词和合法性依据,“在自然知识和人类事务等一切领域,理性乃是最高的原则”[2]。他特别推崇自由,将“自由”视为启蒙运动的最高价值,“这—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这里的“自由”指的“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3]即实现理性批判指引下的自由。简言之,启蒙就是通过理性烛照人们的思想,使人从一切禁锢中解放出来而让自身的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和状态。

　　依照这种一般性的规定,启蒙是人类的必经阶段,这个阶段在西方社会与现代化的历程相互砥砺。启蒙主义以其推崇理性,倡导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扫除一切黑暗、腐朽的封建残渣余孽,成为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西方文化的向外输出,曾经开辟了人类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启蒙思想,也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的被迫打开而以西方文化侵略的扭曲形式,开启了中国的文化启蒙历程。

　　启蒙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和口号之所以能够迅速获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回应,恰恰在于它是近代中国时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开端时期的客观需要。思想的有效性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之间存在内在一致性,因为问题的提出必然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呼应。启蒙精神以其反映现代化基本要求的强大生命力,在不断冲击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使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精神渐为国人所了解和认识。启蒙的“怯魅”作用,在审视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批判和超越陈旧思想观念的精神激荡着中国人的灵魂,作为价值追求逐渐深人内心。由此观之,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需要启蒙和启蒙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

　　然而,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的落脚点,只是以一种新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形式,去代替陈旧的封建剥削形式,而且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扩张,更是直接暴露出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故而启蒙之于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却并非完全意义上西方启蒙运动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复制,而从一开始就展现出救亡图存与启蒙思潮的多重变奏。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的启蒙思潮发生了重大的分野和转向”[4],直到新中国成立都表现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资本主义启蒙和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两种启蒙运动的对立、并列和较量的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中,使中国的启蒙走上了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启蒙道路。

　中国攻代以束的垮次启篆运动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5]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可以回溯到19世纪60年代,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变革过程。鸦片战争的爆发,带给中国人的是一个“千年未遇之变局”,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醒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中国古老的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差距。为国家民族计,他们开始了采撷西方文明成果,通过引进西学的方式实现“救亡图存”的艰苦历程。

　　从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到戊戌变法的“百日维新”进而到辛亥革命的“振兴中华”,这些本就充满民族主义政治目的的运动“在探求应对危机办法的过程中,启蒙运动的一些构成因素在逐步积累”[6]。随着眼界的逐渐开阔,急于寻找救国之道、实现国家富强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超越单纯的技术追求,转而寻求政治体制的变革和促使社会转型的道路,并逐渐意识到进行文化革新、思想解放的必要性。这个过程中交织着西方文明以其科学、文明、进步的面貌对封建守旧中国的传统观念、顽固心态的松动,中国人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上升到改造国民性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其起点正是启蒙运动。

　　中国近代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怀着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景仰,认为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文化旗帜,并把它们作为重估、审视一切价值的标准,他们乐观地认为解决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众从封建蒙昧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在于思想启蒙。因此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的文化派,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揭露、批判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的启蒙运动从器物和政治层面推进到思想文化层面。急于从旧文化中挣脱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封建伦理道德,进而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直至触及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提出改造国民性的“灵魂的救治”的历史任务。这场思想启蒙运动首先推动了青年学生的觉醒,继而促成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学生的爱国运动进一步推动国民的觉醒。自此,这场以德、赛二先生救治中国积弱弊病的启蒙运动,伴随着文学革命将启蒙思想深人普通民众,这种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理想也照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从而成为全民族的觉醒运动。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文化启蒙的第一波高潮,其特殊性在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科学万能”的迷梦并不能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转而寻求“第三种文明”,畅言“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7]。恰在此时,以唯物史观解释人类发展历程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文明”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接受。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理想学说,在同样落后的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示范作用下,对于一直以西方为师、寻求救国之道而屡遭失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格外的吸引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了以俄为师改造中国的进程,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启蒙的马克思主义启蒙的道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社会根源。他们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方式,从由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发展到主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人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解放”[8],因此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继续”[9]马克思主义以其揭示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民族解放的美好前景,指引人民科学地认清本国国情,发动和团结最广大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解放和个人自由,在中国土壤上具备了实践上的可能性和实现的必然性。而寄希望于文艺界、学界革命的方式实现启蒙并实现民族独立的希望只能是幻想,加上当时统治者或者主政的党派,把救亡和启蒙对立起来,“用所谓的‘救亡’来压制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的诉求”[10]总之,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里,骤然兴起又快速陨落,虽然仍有一批知识分子为之努力,却没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理想。五四运动后的启蒙,不仅要完成资产阶级“启”封建传统文化之“蒙”的任务,还需要通过救亡图存来推动启蒙,实现启蒙运动的一大转向,随后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高潮”[11]。《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2],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实现改革开放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我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启蒙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它“既是一场对何谓社会主义之认识拨乱反正的政治启蒙,又是一场推动我国理论界开始独立研究的学术启蒙,还是一场破除迷信,引导人们追求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启蒙”[13]。“启蒙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带有科学主义色彩的理性精神,而更在于它的反思批判精神,在于对迷信和教条的质疑态度。”[14]“启蒙的精神于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15]此后,学术界又掀起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与当时“伤痕文学”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漠视与践踏人性的反思有关,也与改革开放本身对于重新解放和尊重公民独立人格、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传统提供了契机和动力有关。这些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使人们摆脱了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状况,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宣传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的热潮,迎来了人们观念的变革和文化的繁荣。

　　“新启蒙”思潮始于马克思主义之人道主义讨论,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文化界要求进一步弘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法制、人道等价值观念,并超越五四运动,坚持改革。其中,夏衍强调“‘新启蒙’要重提科学与民主,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目前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同时,自拨乱反正开始就存在少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

　　“精英”,追求西方资本主义启蒙理念,利用思想解放的“东风”并打着“新启蒙”的旗号在喧嚣,而实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以实行全盘西化,因而偏离了这种“新启蒙”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五四运动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进行再认识、再估价的原意,失去了“新启蒙”的真正意义。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改革的热点转向经济领域,“新启蒙”思潮还有待深化发展,“新启蒙”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历史使命,这与之后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和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出现有一定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启豪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西方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和价值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平等自由原则的理论表达,对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具有其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作用。这种价值引导所指向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目标:独立的经济人格、独立的政治人格和独立的精神人格”[16],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依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了具体分析,根据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未来产品经济的历史发展为背景,将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17]。人的依赖性阶段与自然经济相适应,人的独立性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人的自由个性即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的历史形态。毫无疑问,自由个性阶段的发展必然要以人的独立性阶段为前提,“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8],人的独立性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实现路径,这种划分说明人的自由发展价值理想生成的历史客观性和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指出实现人的独立性是历史的必经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启蒙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完成了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的政治解放。然而,“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9],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虚伪的和不真实的,基于抽象人性论和经济地位不平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是不可能实现其所宣扬的自由与平等。与启蒙思想不同,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追求的是人的解放,是实现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自由、平等和解放。它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牢固基础之上,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终极目的就是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对自身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完成“人类从必然王国进人自由王国的飞跃”[20]。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理想,彻底超越了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理论表达。科学社会主义是较启蒙运动更具深远指向的现实运动,它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1]为目标指向,追求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这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价值观的视野和境界。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扬弃,它将基于理性专断和抽象“人性论”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推向前进。正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所说的那样:“现代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22]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是围绕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来展开他们的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他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旨在批判、揭露和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幵展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最终达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批评启蒙思想的同时又继承了它的合理因素,如对人类历史必将经由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的憧憬,符合人类长久发展过程中对应然状态要求的人道、人权、民主、法治、自由、公平、正义等具有历史性内涵的价值理念,体现了对不合理现状的批判精神。

　　对比西方启蒙的历程,中国启蒙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第一,启蒙任务的历史局限性。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历史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时缓时急的民族危机,致使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期间的启蒙必然要立足于救亡图存而以政治诉求为内核。而资本主义启蒙所倡议的基于人的独立性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口号的全面启蒙在中国往往要让位于政治启蒙,因而很容易转入低潮。第二,资本主义启蒙的夭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以及支撑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的三大动因:小农经济基础的经济动因、封建宗法制的政治动因和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社会动因,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启蒙缺乏现实基础和历史根基。受制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内外环境而短暂发生的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没有能力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便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更高层次的启蒙,从结果层面看可以视作资本主义启蒙在中国的缺位。第三,马克思主义启蒙的不彻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之上,同时超越其历史局限。在这一条件不具备时,马克思主义启蒙在中国往往存在不彻底性。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不充分,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直接承担起指导中国反帝反封建和革命实践的历史任务,无力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去体现启蒙主张的价值,期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和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本意的倾向。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逐渐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趋向僵化的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发挥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优越性,_但也使“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作用受到抑制。在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出现了“中国奇迹”,但同时也伴生出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超越五四启蒙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的不彻底,源于较长时期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重制度轻价值的取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是在资本主义启蒙任务未完成的背景下衍生和发展的,在革命时期服务于救亡图存;在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时期往往受限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出现了一些偏差;改革开放后的建设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存在重功利而轻价值的取向。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各个部分都是围绕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观展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核。”[23]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也包含其价值体系,思想体系引导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亦应遵循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引,以彰显社会主义价值。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意义在于,用先进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和反映大多数人利益要求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来祛除遮蔽了人们头脑中旧思想的禁锢,引导和推动人们以自己的实践来实现自身的解放和人类历史的进步。

　　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的不彻底伴生出新时期的价值多元化困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的历史任务再现,这是启蒙精神在中国奇迹发生后的再次弘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启蒙,应致力于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启蒙思想精华的有机契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指引,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启蒙的深化。

马克思主义肩荥视闼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

　　马克思主义启蒙在当代中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已开始进入实质性突破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体制的深层次变革,还是价值内核的探寻,都是马克思主义启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展现。探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道路,既要面向未来,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亦要直面现实,致力于摆脱价值多元化等困境。根据于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所伴生的“中国奇迹”,夯实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建立在经济平等和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重现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生机与活力提供了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人人心及其对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的具体内化指明了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启蒙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在于,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目标的具体的、历史的展开。它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确立了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和价值准则,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的一大理论创新,既承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源本,又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现实,也融合了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价值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观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进展,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比以往和现存社会中任何其他核心价值观都更具有历史进步性、内容全面性和实践前沿性。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同样也关乎每个人精神风貌的提升、理想信念的塑造和个体行为的选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和引领全体社会成员继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并在实现现阶段共同理想的过程中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最终必将完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历史任务。

　　在应对新时期价值多元化困境中,马克思主义启蒙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启蒙的价值在于它的反思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启蒙的批判精神充分体现在其对资本主义启蒙精神的继承和超越中。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实践过程中,这种反思批判精神一度因过度重物质轻精神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虚化,亟待回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异质化,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亟待寻求不同群体之间的核心价值共识和先进文化认同,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以增进群体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这就需要借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适应、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符合马克思主义最高价值观方向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思潮,抵制各种错误思潮;需要借助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价值观,来掌握群众,并指引人民在践行过程中实现对落后愚昧专制的摈弃,推进人自身的现代化;需要借助既能承接优秀传统文化、人类文明成果亦能揭示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带领人民共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最髙价值理想。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显示,中国已进人由国富向民富、共富转变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理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并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内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凝聚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核心利益和共同愿望的价值内核,引导和规范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有利于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平等共享,发展更加全面的人的自由、民主、权利、发展与幸福,提升个体的思想道德素质,以走出价值多元化困境。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精华的继承、改造和发展,追求的不仅仅是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平等,其最终的价值指向是实现工人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中国启蒙先驱们孜孜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正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作为马克思主义启蒙物质基础的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关注个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将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理想,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蒙意义,尽快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基础上的人民幸福。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2期。

　　[2]董德刚:《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建构的问题与出路》,《哲学动态》2011年第3期。

　　[3]高放:《启蒙运动的回顾和重新启蒙的省视》,《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

　　[4]李潇潇、王海锋:《启蒙的中国命运:历程及其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5]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

　　[6]许纪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注释：

　　[1]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页。

　　[2]韩水法:《启蒙的第三要义:〈判断力批判〉中的启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5页。

　　[4]刘基、闫立超:《建党九十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历史经验》,《理论探讨》2012年第2期。

　　[5]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

　　[6]闫润鱼:《论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规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7]《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9]宋小庆:《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求是》1996年第13期。

　　[10]汤一介《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1]张光芒:《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科学观念》,《江汉论坛》2007年第10期。

　　[12]胡锦涛:《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1998年第10期。

　　[13]高惠珠:《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蒙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4]马德普:《论启蒙及其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15]姜义华:《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复且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16]孙正聿:《崇高的位置》,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23]吴向东:《价值观:社会主义本质之维》,《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I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