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令人期待，如果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能到位，将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会使经济增长水平维持在6.7%左右。

　　●中国的经济动力还非常强劲，如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释放这些动力，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还有相当大的潜力。

　　●如果我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释放中国的发展潜力，那么，它应该是一次全面的经济清洁过程，是一次创造性毁灭，旧的要让它过去，新的要让它到来；同时，它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标志，是经济二次腾飞的前提。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央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实施的一年，从宏观经济的实际运行看，大的要素变化基本上也没有，惟有政策的变化可能对经济增长有较大作用。

　　要素的可能变化不大

　　首先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我们认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处于低位，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干扰，2016年价格波动应相对平稳，要大幅回升可能性不是很大，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这是一个中性因素。二看外贸，虽然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外贸顺差可能会继续收窄，出口还可能是负增长状态，但不会大幅度下滑。与2015年相比，进口量很难进一步扩大，出口有可能会有小幅回升。所以外贸因素可能偏向乐观。三是投资，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经降至1%，住宅投资增速接近0增长。房地产新开工增速下降14%，住宅新开工增速下降14.6%。考虑到全国房地产行业的巨大库存，2016年新开工增速可能继续下滑。再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对于上下游经济的影响，包括建筑、建材、家电等相关行业的需求都不会很好。2016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年，去库存是重要工作之一，这对投资也是一个压抑。因此，2016年的投资增长不会快于2015年，也不可能出现大幅下降。四是消费，消费还有很大上升空间，但现在受制于工资增长速度减缓、就业压力较大以及适销对路产品的缺乏，消费潜力并没有得到完全发挥。中国的消费市场处在比较明显的转型期，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正在不断地与国际市场接轨，过去的那种满足消费者基本需求的消费品不会再有大的上升空间，未来更多的是与人力资本提升相关的消费，而国内目前这块的供给完全不足，未来开拓这一块消费空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就2016年而言，要达到消费者的要求还不现实，如果在这方面有所改进，消费空间的拓展不是问题。所以2016年的消费总体偏向乐观。如果不出现大的政策偏差或外部冲击，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6.5%以上运行。

　　政策的变化作用将加大

　　2016年政策变化就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当年经济增长是正还是负的作用现在还不能判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的解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它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任务，即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在结构调整方面包括两个方面的具体目标，一是对现有经济结构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处置，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铺路。它可能包含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附加值不足以承受成本上升的低附加值产业，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的消费品工业，这些产业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由中国企业主导向境外转移；另一方面是由于产能过剩、过度竞争导致行业性困难的企业，主要是重化工企业，如钢铁、煤炭、造船等，需通过淘汰一部分产能使行业的供需趋于平衡。二是培育一批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使我们的经济结构定位在一个更合理的平台上，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总体看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使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减少，企业成本上涨和工业品价格下跌势头得到遏制，有效供给能力有所提高，财政金融风险有所释放。从长期看，上述工作都有利于增强发展动力；从短期看，不同工作对经济增长有加有减。如，化解房地产库存对增长是明显的“加法”，去产能会带来“减法”；　调整产业结构也有加有减，不适合需求的产业可能会不断萎缩，新兴产业可能不断涌现。就2016年而言，加减相抵以后的结果，可能会减法大于加法的效果，因为去产能是当务之急，也可以利用行政手段马上实施；做加法不易，它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难度较大，效果可能也来得更慢些。

　　无论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提升有效供给还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病根都是体制问题，解决的根本办法都得依靠改革。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激发各类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效率。如，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资金成本，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改革财税、金融体制。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从体制改革开始的，它使中国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现在的改革，目标是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跨越，其要求和难度都提高了，但基础和条件应该是更好了。就2016年而言，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令人期待，我们认为，如果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能到位，将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会使经济增长水平维持在6.7%左右。

　　十三五开局之年的几点思考

　　1.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有没有

　　受制于中国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及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率的产业再分布导致的服务业比重上升、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促使资本和劳动份额系数逆转、资本效率递减等因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放缓更多地带有结构性减速的特征而非周期性效应。微观实体正在深度调整中，宏观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在所难免。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失去动力，我们潜在的动力有：超过10亿人口正在走向小康水平的巨大需求平台，尚未完成的城市化进程，受过更好教育的大量人口还有待于发挥作用，约束劳动者和企业发挥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还没有达到理想水平，大规模的传统和落后产业有待提升，新兴产业平台尚未建立。问题在于，这些潜在的动力源能不能真的发挥动力作用，我们有没有办法使它发挥作用，什么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其作用力到底有多大？

　　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乱了全球产业和服务平台，需求萎缩，使中国的对外消费品产能迅速形成过剩。为应对这种局面，政府的措施是扩大内需，尤其是通过投资需求的扩大来抵消外需的萎缩。但是，短期的投资需求扩大不可能长期持续，投资品的产能过剩由此形成。近几年，投资品和消费品的产能均进入过剩状态，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所以，去产能及调整产业方向，都应该是世界眼光，是对原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换代。我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动力还非常强劲，如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释放这些动力，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还有相当大的潜力。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达到的目的

　　如果我们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释放中国的发展潜力，那么，它应该是一次全面的经济清洁过程，是一次创造性毁灭，旧的要让它过去，新的要让它到来；同时，它也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标志，是经济二次腾飞的前提。如果要达到以上目的，以下几件事情非做不可：

　　一是要创造个人、企业、政府三者利益一致的经济环境，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就是这一机制设计理论的典型代表，它统一了个人、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从而促成了中国超过30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但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在前几年已经遭到了破坏，因为城市土地价值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财政已经不需要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来获得，卖地是最好的选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和个人都在追求社会保障的完善。因为三者间利益诉求的差异，使得过去追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失去，特别是企业被放置在一个孤立的地位上，经济减速在所难免。如何兼顾三者利益：首先是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再者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必须与经济增长的水平有关、与企业经营的好坏有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有关、与人们的消费水平高低有关，它不能扭曲人们的行为，更不能投机取巧脱离经济环境。从而使政府利益与整体经济的利益相一致，而不能凌驾于经济之上。最后是要鼓励个人从劳动中获得收益，按照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来获取收益。我们认为，重塑和协调三者的利益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应该是首要任务。

　　二是重点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切实实行。首先，动员式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第一次经济腾飞，运用的是动员经济型模式，这种动员式的经济增长，好处是政府激活了全社会的积极性，但带来的副作用是价格体系的扭曲、内外失衡、过度投资及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解决上述问题，但须注意的是，目前所采取的很多措施也是行政化的，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形成动员型经济的翻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为。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全社会对市场经济已经适应，企业也有了国际市场竞争的经验，政府已经不再需要在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领域扮演具有控制力的角色，可以放手让市场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动员型经济的转型的关键是合理确定政府的定位，使其从经济增长的带领者转化为发动者，从前台走向幕后。其次，明晰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推进市场化改革。首先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垄断，推行政企分开；推动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打破各种资源流动尤其高层次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障碍，解决资本市场、要素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打破行政干预所导致的横向、纵向经济分割，切实发挥经济网络的集聚、关联效应，增强城市化的空间配置效率。其次，推进科教文卫等各类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形成高端服务业市场，提高服务业质量。第三，深化财税制度改革。目标是使税制由工业化阶段的间接税制逐步过渡到城市化阶段所要求的直接税制。

　　三是要创造明确的预期，让人们看到希望。预期和激励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词汇，激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预期是政府宏观管理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实现，关键在于人们能不能形成一个好的预期，预期是信心的前提，只要人们对中国的经济预期向好，努力才会得到好的回报，市场参与者才会去努力。政府行为是市场预期形成的重要来源，所以创造好的预期，应该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出发点。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