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主线意识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当时面对的是国内的短缺经济和快速扩容的国际需求，因此抓住了需求侧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聚焦到了社会总需求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但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多个行业的世界产能第一，国际需求的增量空间急剧缩小、低端生产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当前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演化到了供给侧。经济长周期下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来梳理改革主线。
在宏观经济学中，简化版的短周期生产函数通常包括三个领域，即劳动力、资本、技术（表征为全要素生产率）。但在经济发展的长周期实践过程中，这三大领域远不足以涵盖供给侧改革的主线。从宏观经济理论及中国实践来看，未来经济长周期中，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少要确立劳动力供给、资本流动性、技术创新、自然资源禀赋、社会制度变革等五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着重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社会总劳动人口的供给。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16～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487万人，这是自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人口连续第四年绝对量下降。第二个层次是技能人才及企业家的供给。我国产业目前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提升到中高端的关键就在于缺乏专业专注的高技能人才和立足前沿的优秀企业家。
第二条主线是资本流动性。金融资本是经济发展的血液，资本流动性只有恰到好处才会与经济发展实现“正反馈”体内循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资本流动性不足与过剩的周期转换。进入21世纪以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总体呈现流动性过剩；危机之后特别是近三年来呈现明显的流动性不足，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明显偏弱。从经济长周期来看，资本流动性改革要从治标与治本两个维度着力，“治标”就是要尽可能烫平流动性周期，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对此应进一步创新更具针对性的引导金融资本投入实体经济的金融政策工具。“治本”的重点是要调整资本流动性通道，将以间接融资为主调整为以直接融资为主，并建立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框架。
第三条主线是技术创新。从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技术创新是要补的关键短板，技术创新领域的改革是典型的问题导向型改革。我国技术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创新主体错位导致的低转化率，大量科研人员沉淀在高校院所，而技术转化的主体在企业，这种主体错位导致只有少量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据教育部《中国高校知识产权报告（2010）》统计，中国高校的专利转化率普遍低于5%。为此，应将融合科研院所与企业双重力量的技术联盟、产业研究院将为创新主体平台建设的重心。二是原始创新严重不足，主要集中在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此，应当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国家战略以保障原始创新成果的超额收益，从而激发原始创新的内在动力。三是基础研究缺乏突破。应用创新可以短时期内实现效益而基础创新则需要长时间的积淀，但“多快好省”思想盛行导致我国的科技创新重应用轻基础。为此，应将落实《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作为基础研究领域改革的关键抓手。四是产业差异化创新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为此要加大力度探索采取等额或减额置换、跨区域兼并重组、清理僵死企业、差异化产品创新等措施，化解产能过剩，实现市场出清。
第四条主线是自然资源禀赋。土地、水、空气、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却大都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资源承载能力已下降到临界边缘。因此，在自然资源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更多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准绳，建立“总量管控、结构优化”的改革框架。“总量管控”就是要确保自然资源总量保持在安全线以上，比如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自然资源总量管控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措施，即“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结构优化”就是要在总量限额内按照可持续发展原则推动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工业用地价格改革、水权交易制度建设、建立稀土资源配额制度、扩展资源税范围、实施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等改革措施，有利于实现高投入产出比的自然资源供给。
第五条主线是社会制度变革。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制度变革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业发展焕发新生，“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重塑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非公经济36条”催生了一批富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在社会制度领域变革方向就是要清晰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主要应从三个层次来推进：一是围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价格信号为主导，重点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建设、资源要素的市场竞价交易、降低企业税费成本等改革。二是围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简化政府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三是围绕国有企业转型及非公经济培育，重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负面清单管理等改革措施。四是围绕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农业发展。
（作者系辽宁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