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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思想 新征程——上海理论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发言摘登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以来,上海理论界先后举行了三次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座谈会、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十九大精神及其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入学习和研讨,先后有40多位理论工作者交流发言。通过原原本本、原汁原味的认真学习,上海理论工作者们深化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论断的认识,并表示将把十九大精神贯穿于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现摘登三次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读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

  刘世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一个崭新的政治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重大政治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科学理论的每一次辉煌日出和历史性飞跃,都是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研究把握为基础,以对社会所处时代作出新的重大判断为标志。正如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判断、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判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判断、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的判断一样,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彰显了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实际,放眼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放眼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长时段,放眼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放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而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总判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重大政治论断,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大转变之后的又一个历史大转变。作出这一重大论断,是基于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实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而形成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抉择,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了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大转变,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未来走向及光明前景的战略规划和总体描绘。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三个意味着”(即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五个时代”(即这个新时代,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深刻含义、性质和特征作了精辟总结。这“三个意味着”,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精辟总结,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意义的精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中包含一个“决胜期”(2017-2020年),一个“历史交汇期”(2017-2022年)和“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20-2035年,第二阶段2035-2050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未来发展走向和光明前景的总体描绘。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法治是巩固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

  曹文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谋划法治、厉行法治,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方略进行了深刻阐述,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重大部署。对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学习和理解。

  第一,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报告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征程中,要进一步增强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放大制度机制的优势,真正做到党领导下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第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把道路问题放在关系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决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败的中心位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一条最鲜明红线。报告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三个维度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必然结果。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中,不能生搬硬套外国制度模式,要扎根中国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加快构建和完善制度体系,推动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报告指出,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将全面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重要保障。报告提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通过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将对全面依法治国发挥重大引领作用。

  第四,政法院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使命与担当。

  一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重要经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二是要积极回应和解答好“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两个重大问题,积极推动法治教育的当代创新发展,让公正理念成为根植于每一个法律人内心的信念。三是要深入分析依法治国战略所带来的变革与需求,强化法治创新人才培养,着力推动、打造、输送一支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法治人才队伍,为国家和社会做好人才保障。四是要立足中国国情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充分发挥政法院校法学智库优势,助推中国法治建设逐步跻身法律全球化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以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石磊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自党的八大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表述除个别时期因特殊原因有较大差别之外,历次改变的只是个别语词,着眼点集中于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彰显出我们党为民执政的基本特质和文明素养。十九大报告在传承这一基本特质基础上更突出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且把“不平衡”放在前面,抓住了当前各种具体矛盾的本源,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性特征之一的科学认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提出的指导党和国家各方面长期工作的重大战略洞见。

  由于资源禀赋初始分布的差异,大国体系在经济发展之初走非平衡发展道路,有其必然性。邓小平同志基于中国过去长期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两个设想(我个人将之称为“两个大格局”)——第一个大格局是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依法先富裕起来;第二个大格局是世纪之交的时候提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支持后发展地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对发展与富裕的先后之别的判断,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目标的坚守。基于对两个大格局和“世纪之交”时间节点的把握,199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部署,要求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18年来,这一战略的效果是显著的,西部治沙、治水、修路、环保、教育、医疗及其他基本生活条件都有显著改善。但是,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长期因素仍然严重制约地区之间协调、平衡发展。

  不平衡不仅仅存在于地区之间。改革开放39年来,国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空前提升,作为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中国经验。但与总量增长及其速率相比,除上述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之外,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各产业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平衡还很普遍。党中央深刻认识到这种不平衡及其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严重制约,特别是医药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食药安全、环境安全、基本住房、基本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分享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有显著的缺口。为此,党中央早在2003年就提出“五统筹”战略方针(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概念,此后又提出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建构。十多年过去了,上述结构性问题在诸多领域明显缓解,但与党的执政宗旨和人民的普遍愿望相比,缺口还很大,任务还很艰巨。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强调这种“不平衡不充分”,表明我们党真切地认识到其严重性、艰巨性及其对全局的影响。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我国目前还有9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和已经不再绝对贫困但仍“相对贫困”(每日生活费低于3.1美元)的人口6900万。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6500多万人,每年减贫人数在1300万人以上。在有效控制新的贫困发生率的条件下,消除贫困县,让绝对贫困人群总体上脱贫,并最大限度地防止脱贫后返贫,防止部分相对贫困人口转化为绝对贫困人口,这是当前及今后三年最紧迫的任务。所以,总书记要求全党全社会以“百倍的努力”来完成。全面小康是我党在成立百年之时必须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交出的一份庄重的答卷,这也更加凸显其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因此,被列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首。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新的历史方位为中国发展指明方向

  陈红娟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历史判断,为我们研究分析当前乃至今后很长时期中国发展的新战略,科学把握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丰富的内涵。

  在十九大报告中,“新时代”共出现36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13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出现5次。正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进行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十九大报告指出,这个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等。这些方面紧密相连又环环相扣,共同规定着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从“新时期”到“新阶段”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实现了新的跃升。

  第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双方都在发生变化。从需求方面来看,人们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物质产品到追求物质、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需求不断呈现复合化、层次化、个性化等新的特征。从供给方面来看,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一些领域甚至进入国际领先行列;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社会财富更加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继续保持。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发展,进而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另一方面为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显然,以往社会主要矛盾中简单地表述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能够准确地概括当前中国实际。我国社会生产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从以往数量上难以满足到当前质量高、科技含量足、更加安全环保等方面需求等难以满足,凸显了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由此可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更加客观、科学、精准,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第三,新时代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

  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容主要体现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等14个基本方略中。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要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一个准确的理论判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定位,有历史、现实和理论依据,对谋划中国未来发展,制定党在新时代的各项政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表述

  石建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判断。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现实的种种情况深刻表明,要进行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大幅调整,就必须对我国所处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一个准确的理论判断。此前党章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和定义已经很难准确反映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际情况。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认识和判断的重大意义在于:

  第一,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既包含了原有表述中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包含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样性的需要。这一表述,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各项需要,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研究分析社会需要的基本特点和演变发展规律、制定政策,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将“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为“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是长期非均衡发展积累的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且也说明了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依然是通过平衡发展、协调发展、充分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三,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党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目标、新方向。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和揭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演变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只有全面认识和准确定义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深入研究如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通过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揭示,是党制定政策和纲领、领导人民直面矛盾和问题、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牢牢把握两个“没有变”,辩证看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我们学习这一重大判断必须坚持的方法论,这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基本国情,有助于我们深化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理解、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战略和政策。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财经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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