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我国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后半场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城镇化、亚投行、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理论思维、应对新兴风险、提升社会包容水平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李佐军：我国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后半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指出，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70%时，意味着处于加速阶段。据此，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的后半场。
第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占比。第二，我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换挡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张拉动城镇化的动力减弱，城镇化向品质型城镇化转型。第三，能源消耗总量增速近年来明显下降，氮氧化物等部分污染物排放总量开始下降。能源消耗总量增速下降意味着粗放型城镇化正向绿色低碳城镇化转型。第四，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近几年来，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都开始出现“用工荒”，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用工荒”特别是“技工荒”的出现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出现，城镇化必须更加重视品质。第五，城市数量增加很少，城镇化质量日益受到重视。城镇化开始由粗放发展阶段进入到提升质量的新阶段。
摘编自《北京日报》
【石建勋：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零和竞争关系】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石建勋指出，有人担心亚投行将成为世界银行“强有力对手”，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世界之大，太平洋之宽，容得下亚投行和其他世界多边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零和竞争关系，新老机构互补空间巨大，可以通过开展联合融资、知识共享、能力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竞争，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提升多边开发机构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
较长时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抱怨原有的多边金融组织，审批项目的效率不高、限制和门槛过高、对借贷国主权干预、能发放的贷款金额也不够等。亚投行成立将弥补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弥补现有多边机构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的缺口。据亚洲开发银行此前的预测，2010一2020年十年间，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而亚行每年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仅为100亿美元，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巨大。目前，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减贫工作，投向亚洲区域内基础设施的资金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开发的需求。未来，亚投行将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相互补充，以其优势和特色给现有多边体系增添新活力，促进多边机构共同发展，努力成为一个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在提高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
摘编自《文汇报》
【金雅：中国美学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教授金雅认为，作为在西方美学直接影响下而启幕的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自20世纪初以来，主要以西方美学的样态作为自己建设的标准。我国现代美学的西化之路，几乎全方位覆盖了范畴概念、观点学说、思维形态、方法立场等。我国美学发展的这种状况，不仅使民族美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也大大偏离了人文学科的多元化要求。事实上，形成世界范围内一套统一的标准的美学话语体系，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我国美学要进一步发展，亟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国美学之所以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是因为美学既需要面向全人类普适性的审美价值向度，也需要形成不同的民族化审美话语。美学不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不应以追求统一的标准性为目标，审美本身就是人类情感多元、价值多样的诗化呈现。虽然美学也需要研究人类审美活动中的普遍性问题、得出关于人类审美现象的规律性结论，但它的问题和结论都不仅仅系于客观的一维，何为美、如何审美等都不是僵死划一的教条。美学既有方法论、技巧论等维度，也有情感论、价值论等维度，而且后者更富本质意义。回归美学以情感和价值等为中心的人文维度，是美学真正实现深度突破与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对于我国美学来说，只有真正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在世界美学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真正实现与西方美学平等深度的对话。我国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融西入中、化合创新，也需要援古入今、传承推进，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在直面民族审美的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破茧和涅槃。
摘编自《人民日报》
【张国祚：理论思维居文化软实力之首】
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指出，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居文化软实力各种要素之首。因为文化软实力的各种功能，如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动员力、创造力、同化力、传播力、引导力等的强弱，无不与理论思维的构造力、解释力、说服力有关。舆论引导、精神激励、品格塑造、形象树立、思想教育、决策谋划、战略制定、话语权掌控等的效果，都与理论含量、理论素养、理论品位、理论导向、理论的逻辑严谨性密切相关。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最终取决于人的文化软实力水平。而理论思维则是提升人的文化软实力的向导和阶梯。因为理论思维不仅能给人以深刻的智慧，而且理论思维能影响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人的品格素养、道德情操、精神境界、理想信念、人生道路的选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我们有理由说，理论思维决定着国家文化软实力作用的广度、深度、厚度和力度，进而决定民族智慧的高度、国家发展的尺度与速度，即决定民族和国家发展的命运。
摘编自《求是》
张海波撰文指出，新兴风险指的是新近表露的风险，以区别于传统风险。初步来看，新兴风险主要有陌生性、系统性、极端性三个属性，这三个属性与中国现行的应急管理体系都有内在的冲突，并因此导致应急失灵。
由于新兴风险的陌生性直接挑战了应急管理的认知基础，这就需要应急管理体系有一个整体的跃迁，而不是“小修小补”；应对新兴风险的系统性有赖于跨界合作。应急管理是对常态管理的延伸，既需要基于常态管理的分类管理和属地管理，又不能受制于分类管理和属地管理；应对新兴风险的极端性则要加强预防与准备；应对新兴风险的极端性则要加强预防与准备。尤要注意的是，当前在应急演练中存在着“怕出事”的心态，极大影响了应急预防与准备能力的提升。
摘编自《学习时报》
【崔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须增强社会的包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崔岩指出，在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中，社会包容强调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应当在权利、机会等方面享有无差别的待遇，只有这样，社会平等与和谐稳定才能够得以实现，从而实现社会的包容发展。这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是高度吻合的。
要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就必须要增强社会的包容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在改革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底层群体受到了一定的社会排斥，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部分群体在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诉求表达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渠道匮乏、反馈滞后等问题。从宏观结构来看，现有的制度设计和结构性壁垒在户籍、教育、就业、福利等多方面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和社会阶层两极化趋势的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效果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僵化。而当前提出的社会治理创新，正是力图提高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包容，通过打破制度的藩篱，增强社会弱势群体的协商能力，提高其社会融入水平。如果没有社会的包容性发展，就不可能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结构，边缘群体也不可能被有效地整合到社会治理体系之中。
摘编自《光明日报》
（光明网记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