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域而不是现成的理论体系

　　本文想从讨论“为什么是城市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追问“什么是城市马克思主义”开始。之所以称为“城市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首先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开放性而不是体系性。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也并不认为有一个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其次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历史性。城市的重要性在西方是与生俱来的。西方古代文明即“城市的”。众所周知，在晚年柏拉图对话录《柯里西亚斯》中即有著名的亚特兰蒂斯（Atlantide）的神话。这是关于西方文明起源于都市、起源于城邦的一个象征与佐证。但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从古代的宗教、政治城市，到中世纪的商业城市，再到近代的工业城市，一直到今天的全球化的网络与信息城市，它们之间只有差别的历史。城市马克思主义关心的并不是世界城市文明史本身，而是世界文明史何以转变为城市化文明的世界史？即城市文明何以成为现代社会历史的主导力量，或者说今天世界何以成为一个城市化世界文明的时代。

　　再次是因为城市问题本身的“主体性”。“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既表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温床或基因就是“城市的”，其主体是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及其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也表明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潜在的改造现实的实践与战略，而不是对象式的认识论课题。

　　最后是从城市问题研究的途径来说的。我们为什么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而用“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名称来讨论问题，原因在于重点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城市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意味着我们并不把城市当作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而是将城市作为思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体。

　　总而言之，城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既定的对象，而是马克思主义开放的未来的可能的问题域。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待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问题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问题。换言之，用“都市马克思主义”一词之意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并未现成存在，我们在研究城市问题的视野中会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处，从而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空间。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确实没有现成可用的城市理论，而只存在一种处于可能与空白状态的城市问题意识。但正像麦瑞费尔德[1]与列斐伏尔[2]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确实局部地零散地讨论过城市现象与问题，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反杜林论》以及《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从历史过程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马克思主义发现都市问题是同时发生的，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流通过程研究是其进一步深化。恩格斯对英国工业城市状况之调查研究，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尤其是《布鲁塞尔笔记》以及《伦敦笔记》中对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工业交往的历史研究，都充分表明这一点：他们对城市的发现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是处于同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其现实实践主要是在研究与指导城市工人阶级斗争运动中体现出来的。其主要思想成果表现在：恩格斯从英国工业革命的角度理解英国的都市的出现与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与恩格斯从劳动分工与世界历史的角度理解从古代到近代城市的变化。马克思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从东方与西方的巨大的历史与地理差别中理解共同体民族国家与阶级演变过程中的城市的变化：在古代东方（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城市与乡村处于一种相互漠不关心的关系之中；古希腊与罗马的城市则是作为乡村世界的中心而存在；在欧洲中世纪农村与城市则处于对立之中，但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农村世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城市才成为世界中心，或者说整个（农业）世界被城市化，农村变成城市的一个附属部分。恩格斯从继承空想社会主义成果的角度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城市社会革命来实现人类解放的乌托邦。马克思则认为城市是资本生产与交换赖以集中与扩张的价值形式的地理场所表现。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不从工业资本主义这个当时马克思心目中的发达的“人体”解剖走向当代的都市社会这个新的发达的“人体”解剖，马克思主义便不可能有真正当代的理论视野。正像当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工业资本主义是发达的“人体”，以往的农业社会已经沦为工业社会的一个部门，但在今天不仅农业社会乃至工业社会都已经降格为都市社会的下属与组成部分，城市化已经成为理解社会现实的总体结构与视野。这一“普照的光”或者新空间决定并改变着一切事物现象及其意识；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全球化、民族化与区域化多元发展，也是从属于或者通过城市世界这个关键枢纽才成为可能。

　　城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问题域与研究方式的出现已经有些时日了。它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无法涵盖与理解的，从而无法把握与掌控的、因此“溢出的”新问题域或者空白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无法理解的新问题域或盲区。就像拉萨尔当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现实社会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所无法容纳的新地带，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把辩证法运用于经济学，然后用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也因此葛兰西称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学的黑格尔加社会主义的李嘉图”[3]。这才有经济学的黑格尔辩证法与社会主义的李嘉图主义。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仅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专门研究的城市问题的一种主题化的体现，更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与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体系所无法认同的新的开阔地带所要求的一种新理论视野。

　　二、三种城市空间话语的方法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不足以单独开出或者回答城市问题，但可以结合其他思想理论方法来解答这种理论课题。所以文章的第二步就是追问“如何可能成为一种城市马克思主义”？城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发问的研究方式，首先有其深刻的哲学问题域和丰富的哲学方法论或哲学理论基础。这就是作为20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哲学思想运动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共同有力地推动并改变着西方与整个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结构与发展趋势。它们三方在方法论上的结构之差异-互补、视野冲突与融合促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以下三种空间哲学话语的结合：（1）现象学的可能的潜在的存在论视野。用梅洛-庞蒂说法就是被自然物所掩盖的、“不可见的”身体-周围-知觉的图像世界，可能的活的流动的世界。（2）结构主义的认识论空间：城市只有以整体的共时的文本符号的结构与形式，才得以设计、呈现、把握与认识。（3）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批判的历史观、经济社会理论与政治社会实践。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是历史的产物，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发展的地理具体表现以及现实社会运动赖以产生与进行的舞台。

　　这三种结合从现象学角度来说就是梅洛-庞蒂所说的“可见的”认识论与“不可见的”存在论的结合，即结构主义设计出并把握着可见的、然而抽象的逻辑认识论世界，而现象学则更多地去知觉、理解与想象那“不可见的”本体世界。马克思主义则反思了现代的“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世界之间的矛盾生产转化过程；特别是从历史的辩证法的角度指出现代世界何以是一方面的抽象的空间化生产过程，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地方的差异性经验生活抵抗的政治斗争过程。

这三种方法其实表明了三种空间话语维度，不可取代，各有利弊。其中结构主义作为正好适合城市社会现象尺度的“中观的”认识论方法，现象学则作为一种微观具体地直观流动而偶然相遇的都市情感生活存在论而发挥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理解城市的宏观的方法论基础与视野。这种结合让人想到了列宁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之说。这种结合既有时代的精神的天然而成性，更有其内在结构功能体系上的互补性。而三位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恰好分别代表着这三个方法论范式：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现象学维度；曼纽·卡斯特尔（M. Castells）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大卫·哈维所代表的或突出的地理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卡斯特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社会形态视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三大系统以特定方式连结而成的结构矩阵，而城市系统不过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则是由城市生产、消费、交换以及城市制度组织和城市象征符号五个要素建构起来的结构系统，城市空间则是这种社会结构系统的具体物质表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主要是一种经济的存在，但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生产在城市中的支配性地位正在削弱，而消费的地位却在稳步上升；消费遂成为城市结构系统的主导性要素，它涉及住房、医院、社会服务、学校、休闲设施以及文化环境等方面，必须从生产的视角转向消费的视角才能准确定义城市，从而为城市社会学构建科学的研究对象。哈维则站在更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认为，从空间地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妨将城市理解为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和周期性发展与流转的具体的时空构型。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资本的积累过程参与、影响乃至决定了城市凝固和流变的具体化过程。因此研究资本的城市化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城市化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形式，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某种意义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力量。资本积累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哈维著名的资本的“弹性积累”：资本主义当代发展体现了一幕幕创造性地破坏与重建人造地理环境的舞蹈。要研究当前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就有必要关注当前资本的积累模式。总之，在卡斯特与哈维看来，古典社会理论把城市视为人类地方性生存发展的生态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把城市理解为资本集聚和集中化生产的地方；而在今天，它已成为超地域的“全球化地方”与网络化空间；城市化发展既是金融资本积累本性与周期性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与公共消费品发展的产物；城市空间微观具体地凝聚了当代社会基本矛盾、问题、危机与希望。

　　列斐伏尔则致力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相结合而提出了空间的生产与三元空间辩证法以及城市栖居、城市权力等思想。在他眼里，现代都市可以通过空间尺度而被界定为公共的、中间混合的以及私人的三个层面，由此出发来寻找私人的这种栖居如何与都市的公共与中间混合层面的融合的可能性。他从其所理解的一部从虚拟到现实的都市历史观中来看待人作为“在世之在”，或他的栖居的重要性意义。如果说现代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关键时期是农业的从属于工业化的，其第二个关键时期则又分两步走：（1）工业化从属于都市化。（2）全球或全社会从属于都市的社会以及都市从属于栖居的；一直是被认为并不重要的层次，即栖居或居住，已经变成“本质性的”问题。[4]解决都市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与技术人员以及开发商利益博弈支配下的全局性意识形态设计，而是微观地差异性地关注居民的建筑或栖居实践问题。今天都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住户们的沉默寡言与消极。真正的社会主义需要关心的不是工业社会式的理性设计管理与经济增长，而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城市权利。

　　三、中国化实践的三项基本任务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思想之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结果。中国化的城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实践可分三步走：一是思想史的梳理与国外学派著作的译介。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的联盟与新学科的再生产。三是最为重要的，即重大的城市化发展现实问题研究。城市化是空间化理论视野中的中国发展道路诸多问题研究中之一个层次性问题。

　　第一步，城市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史、思想学术史的回顾与重建工作刚刚起步；与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译介工作，主要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内的现代国外城市哲学文化社会理论经典著作、主要流派、代表人物思想等内容，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的标志性成果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筑学丛书”及“国外建设理论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学术棱镜”译丛、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以及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建筑理论、建筑现象学研究丛书，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近年推出的“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虽然不能说都与城市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直接关系，但毕竟都是研究的基础文献，诚可谓泽被后学、功德无量之事。

　　第二步，形成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的城市社会理论的范畴方法，进而吸收融合大量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成果，尤其是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城市社会学与建筑工程学前沿研究著述，这方面工作量非常之大。目前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准备、知识支持、方法运用，更缺少结合本土的经验性的研究著作。虽然我们承认，近些年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城市社会发展的经验理论著作相当丰富，但如何消化这些成果，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理论服务和吸收，仍然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第三步，最重要的任务是从空间化的方法论维度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历史，从空间化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经验与问题；然后集中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城市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以及城市中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的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全球化背景下以及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中的诸多问题，如民生问题以及生态环境、能源交通信息、城市文明、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问题。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方面，城市依托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必然担当打造新的发展空间、提高人口承载规模的核心载体功能；另一方面，城市发展的传统动力逐渐减弱，迫切需要培育和激发新的发展动力。这就要求：（1）培育北京、上海、广州等直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文化交流的世界级城市，不断提高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2）根据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劳动力资源等因素，加快建设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专业性城市，加强城镇之间生产要素流动，促进产业协作、功能互补，打造一批中心城市和重点经济区，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群是人口、产业聚焦的主要地区，是城镇化区域空间形态深化的高级阶段和主体形态。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培育发展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一批城市群，明确我国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将有利于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在制度创新、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方面形成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引擎。

 

　　注释

　　[1] Andy Merrifield, Metromarxism, Routledge 2002.

　　[2] HenriLefebvre,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onno; Foweuord by Stuart Elden,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London, 201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ench as La pensee marxiste et la ville. Copyright 1972 by Casterman.

　　[3] 参见【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4] Henri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urbaine, Gallimard, 1970，pp. 135.

 

　　（刘怀玉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文刊于《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