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一些文艺评论疏离人民观点，欠缺中国眼光，对文艺创作的正确引领功能大为减弱。同时，新的文艺形态的无序生长也给文艺管理带来了挑战。这些问题程度不同地给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这里刊发三篇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思考、辨析和探讨。

 

 

坚持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

 

崔 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相比，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新的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论述有两个变化，一是将“历史的”提到了“美学的”前面，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民的”“艺术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丰富、充实和发展，是立足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历史和我国当前文艺的典型症候所作出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活动是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可以说，人民性和艺术性是中国现代文艺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所赋予中国文艺的两个内在属性。文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当然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审美性。然而，文艺又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单纯娱乐消遣之作，它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形式，要具有特定的时代内容，要植根于社会现实，写那些为推动社会进步而工作、奉献的民众的生活，为“中国的脊梁”鼓与呼。那种“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的文艺作品，终究不是体现我们时代特色和中国当代精神的典型。因此，可以说，人民性和艺术性是中国现当代优秀文艺作品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特质。与此相应，我们在批评实践中，无疑就要坚持从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出发对文艺作品进行阐释和评判。

然而，当下一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中，人民观点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甚至出现了将其和艺术观点对立起来的状况。对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一些辨析。

在近些年，用来遮蔽人民观点的一个主要概念是公民性。公民性的支点是个人，强调在宪法框架内个人权利得到保障，这一概念是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传统紧密联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强调面对社会秩序，保持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而人民观点强调的则是个人的集体属性。坚持人民观点意味着，我们应在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中去看待自身位置，只有自身所属集体的命运得到整体的结构性改变的时候，个人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保障。现在以公民性反对人民性、反对人民观点，原因就在于，新时期以来，思想界、文艺界在反思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曲折历史的时候，认为人民观点只强调集体，遮蔽了个人应有的权利，在文艺创作和批评中，否弃人民观点而张扬个体性的文艺观也一度盛行。其实，我们应辩证地看待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个人只要进入社会，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而一定会和他人发生关系。而更进一步，在社会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完全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只有在集体的命运得到改变的时候，个人处境才能得到改变。比如，毛泽东当时呼吁那种“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就是立足当时的历史语境而做出的正确判断。那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关头，其实际情形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只有个人和与其处于同一历史命运的集体联合起来，才能实现个人命运的改善，也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权利。而现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性是社会本质的体现和要求，更不容否定。所以，一些人以个人奋斗的成功学神话去消解人民性的合理性，显然是一种错位。

将艺术观点和人民观点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从否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艺的独立自主出发的。今天对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常见指责，往往是说其图解政治意图而缺乏艺术性。因此，一个时期以来，民国文学、民国学术、民国范儿在一定范围内被广为推崇，乃至以之作为否弃、消解革命文艺的依据。艺术上的精致当然是必要的，每种文学类型，或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以“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个高度去衡量，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文艺创作不应“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而是要立足时代问题和人民需求，有一种现实担当。毛泽东为何要强调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而工农兵那时“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革命作家所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正是响应党的号召，从当时的社会主体——工农兵的需要出发而得以成为经典之作的。对于同时代的其他类型的作品，比如今天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民国文人、国学大师，我们应尊重他们做出的贡献，他们能够有条件进行创作和研究，既是个人的幸运，也是我们历史的一个财富。但我们绝不能以这种少数人的幸运来否定那些在轰轰烈烈的战争年代鼓舞了人民和战士的斗志和热情的作品。以今天所谓审美性的标准来看，这些作品的艺术形式似乎不是那么精致。然而，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本来就不只限于形式和技巧，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以“时代的鼓手”田间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一首小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为例：“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首小诗短短几句，却将当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和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责任呈现出来，唤醒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鼓舞他们为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战斗。这首诗看似平淡无奇，却铿锵有力又朗朗上口，是一首继承中国诗歌“老妪能解”的现实主义传统，承担着历史责任和使命的优秀作品。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它们不正是实现了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完美融合的文艺作品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我们在理解、阐释文艺作品的时候，应超出个人的视野，不是着眼于一己之私，而是将自己和大多数人、和集体的命运联系起来，从人民的生活现实和情感需求出发，发现、肯定那些具有民族风格和历史担当的文艺作品，对其做出深入阐发，从而实现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文艺批评要具有中国眼光

 

冯 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既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方面提出了要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国家观念的殷切期望，也从弘扬中国精神、培育国家观念方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有些文艺创作与批评出现了一种脱离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倾向。应该推崇什么样的作品，质疑什么、弘扬什么，在文艺批评领域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这样的优秀作品无疑都应有着深厚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底蕴和强烈的中国精神、中国观念的认同。因此，文艺批评不能只抓住表面和细节，不能只在作品自身当中转来转去，而是要将批评的出发点和支点放到文学艺术发展的整体进程中，放到国家、社会的时代变迁中，放到中华民族的当代文化建构中，“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从这样的高度和角度审视文艺作品，自然就会把模仿之作、歪曲之作、媚俗之作、媚外之作、一己悲欢之作、空中楼阁之作，摒弃在优秀作品的行列之外。

我们的优秀文艺作品，必然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沃土之中的，必然是属于中国的。“去中国化”的文艺批评，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当前，对于文艺批评来说，世界眼光诚然可贵，但中国眼光则更为根本。因为只有具有了中国眼光，文艺批评才能发挥其发现中国精神、培育中国精神、弘扬中国精神的功能和作用。文艺批评只有具有了中国眼光，才能发现那些有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的作品，发现那些“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的作品，发现那些体现“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的作品，发现那些以中国节奏讲述中国故事，并且能够塑造出具有中国精神的中国人群像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是具有正能量和感染力的作品。这种从文艺作品的解读中对于中国的发现，既是对当代文艺作品弘扬“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创作倾向的肯定和支持，更是对通过文艺鉴赏传承中华美学精神、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大力提倡和引导。这是时代赋予文艺批评的历史使命。尽管国内学界对于中国特质、中国精神和中国形象存在着各种争议，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和介入讨论；但是，这个中国，一定不是西方理论剪裁的中国，也一定不是西方舆论“哈哈镜”中的中国。这个中国，从文化的角度看，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代中国。

优秀作品的中国品格，必然是当代中国的品格。我们一直谈论的文艺批评某种程度上的失语，既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失去了中国独有的当代理论话语体系，也是指在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中发现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旨趣的弱化。强化这一发现当代中国的批评旨趣，是重振文艺批评的活力和魅力的关键所在。这种具有中国眼光的文艺批评，或许能够改变当下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的弊病，能够让批评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能够让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巍然耸立在当代中国坚实的土地上。当今天的批评在一定范围内发现当代中国电影的青春片里没有了中国，发现传统戏曲、民族音乐因欧洲中心主义而淡出了舞台和观众的视线，发现网络文学以自由抒写之名而粗制滥造、泥沙俱下，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艺术门类的存在价值，而是要直面它们复杂的创作现状，审视它们与时代、民族紧密的文化关联，探索它们克服和避免被“他者化”的途径与方法，为它们寻找一条当代艺术发展的正确道路。这也是一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

文艺批评怎样才能具有中国眼光，不是一个能够一言以蔽之的简单问题。但首要的一点在于，文艺批评必须从整体上重返并坚守自己的社会历史维度。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以此确保文艺批评的强大话语力量。其一，在态度上，要做到客观、真诚，对作品的评论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讲道理，不能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不能靠人为炒作而寻求上位，正如文艺创作不能靠自我炒作谋取成功一样。其二，在立场上，要直面现实，敬畏历史，守正创新。今天人们又在重新认识传统的当代价值。这种对于传统的强调，旨在守正创新，是对现实问题的一种积极应对。文艺批评勘探中华民族精神性因素的痕迹和脉络，尤其不能悬置和忽视近百年的革命历史传统。其三，在方法上，应以我为主，广泛借鉴。择取各种理论之所长，中外古今，无所偏废。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是多样的，但批评的立足点只有一个，即当代中国。所有丢弃这个立足点搞所谓“去中国化”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都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从更深一层看，文艺批评发现中国的愿望与能力，或者说文艺批评的中国眼光，必须获得文艺理论的有效支撑。就此而言，文艺理论尤其需要摆脱“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不良倾向。同时，还要注意避免理论因单纯“自转”而脱离社会历史现实的“悬空阐释”倾向。理论的“自转”，即理论的自我生发或自我建构；理论的“公转”，即理论围绕社会历史现实的展开。立足于文艺创作的理论“自转”与围绕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论“公转”相结合，有助于改变理论阐释力的软弱涣散状况，增强其自身的实践品格。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理论才能进行真正的自我建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含着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要求。这一要求为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确乎如此，因为只有是中国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只有立足中国的坚实大地，才不会像无根的浮萍随波逐流，才不会像墙头的野草左右摇摆。在这样的理论的支撑下，批评就会具有中国眼光，就会更有力地发挥其引导中国文艺创作的功能。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影响下的文艺管理

 

兰善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都是我国文艺因时代变迁和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在这些文艺的新形态面前，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所带动的文艺形态的快速变化面前，我国的文艺管理方式有些脱节或滞后。面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也坦言，“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里所提到的“新的文艺形态”正是由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而催生的。

因此，跟上时代节拍，直面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带来的文艺新形态，突破旧有思维模式，改进和丰富管理方式方法，是我国当下增强文艺管理实效性的重点之一。而在这一重点当中，最为关键的必然是要切实地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新的文艺形态生产中去，这是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切实落实和完善党在相关领域的领导，是否意味着抑制这一领域自身所具有的规律和特性呢？当然不是。对由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催生的新的文艺形态加强领导，是以认识和肯定这种文艺新形态所具有的特性和规律为基础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这是关于文艺政策制定和文艺管理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而就具体的层面而言，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到，面对文艺的新形态，科学、有效的文艺管理至少应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第一，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第二，要吸引和团结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的文艺创作主体。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吸引和团结新的文艺形态的创作主体，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要造就一批堪称精品的文艺作品，将整个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创作风气导向正确的方向。所以，加强对网络文艺等新形态文艺创作的引导至关重要。

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文艺新形态受众面非常广泛，且具有传播渠道多、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我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暂且不论，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地铁中就能看到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所带来的文艺传播的巨大变化。如今，“低头族”越来越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使用移动互联网和APP阅读文学作品和收看文艺节目，这也是文艺接受形态变化的一个新体现。我国有关部门对此给予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且通过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大量宣传传统阅读的必要性。这实际上也是对新的文艺形态的一种引导。当然，一方面要宣传传统阅读方式的益处与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那些与新的文艺形态相适应的群众新的阅读、接受习惯。因此，如何做，如何去引导，如何找到科学的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益的阅读方式（甚至是阅读姿势），都成为值得管理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实现对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正面引导，应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监管。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话来说，就是要“坚持守土有责”，绝不让“低俗作品大行其道”，“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还要加强网络文艺评论工作，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艺创作氛围。只有纯净了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整体环境，才能更好地引导网络文艺创作生产。退一步来说，即便抛开互联网和新媒体中的低俗作品和有害作品，网络文艺创作依然“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国当前的网络文艺不可谓不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仅是数量上的优势:任意进入一个文学网站或者视频网站，其中的文艺作品何止数以千计，不过其中高质量作品屈指可数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中，加强管理和引导创作生产应当双管齐下，共同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要做到管理与鼓励并行，一方面加强管理，用好文艺批评和技术手段两个抓手，坚持疏堵并重，突出实效；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文艺工作者积极适应文艺的新媒介、新载体特点，创作出适于传播且能够得到人民欢迎和认可的优秀网络文艺作品。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