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6年光辉的历程。在96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胜利，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它集中体现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即“三大作风”。具体体现在实事求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敢于牺牲、勇于担当、谦虚谨慎、独立自主、调查研究、努力学习等等方面。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与巨大政治优势，是保证党的发展、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5年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来。党的优良传统一经形成，就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开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保证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为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力的支撑。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能战胜强大的国民党，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保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进行理论创新，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众所周知，马克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传播到中国的。它的传入实际上也难免受到“五四时期”“西化论”思潮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从一开始党内就存在着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们在中国实行僵化的“左”倾土地政策、阶级政策、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并在党内实行派别斗争，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失败和挫折。

面对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实际上，这种愿望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开始。1930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内教条主义，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等论断。[1]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痛定思痛，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愿望愈加强烈。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为最终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次全会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和教条主义思潮交锋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终于战胜了教条主义，一路高歌猛进，引导着中国革命的成功。

如何进行马克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个前提：“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2]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二个基本要求：一，“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二，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

　　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和民力。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时期，逐步认识到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毛泽东从1925年至1926年间，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科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个路线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

　　密切联系群众，首先就得弄清楚群众是谁？毛泽东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之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只占人口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反革命力量非常强大。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取和联合占人口多数的中间阶级，不巩固工农联盟，不建立和发展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在内的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密切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是以民为本的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谁能得到农民的支持，谁就有力量，谁就能胜利，而争取农民的关键是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才使他们为保卫胜利果实而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毛泽东多次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5]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地努力。由于中国共产党真正解决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坚定地为农民谋利益，因此，就赢得了占中国人口80%农民的坚定支持，同他们建立了巩固的联盟。

　　在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基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的科学判断，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怎样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呢？中央提出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能取得胜利；二是要尊重他们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在国民党对他们关门之时，号召团结他们一起革命；经济上采取保护和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感召下，民族资产阶级逐步站到共产党一边。

　　中国共产党还根据统一战线中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特性，以及他们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况，规定和实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各种统战政策，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最终形成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广大阶级和阶层民众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汇聚了广大的民心和民力，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6]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解决党内矛盾、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方法。建党初期，党的早期领导人就已开始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指导下，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通过公开、坦诚的批评，顺利解决了党内纷争。1935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成功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组织问题，也为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积累了重要经验。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首次将批评、自我批评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纳入解决党内斗争的方法，他指出:共产党员“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7]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全党上下高度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从而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1945年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首次写入党章，也意味着它作为优良作风在党内生活的确立。　　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首先，“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8]其次，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志之间沟通了思想，解开了疙瘩，澄清了是非，大家坦诚相见，增进了同志感情，党就会更加注意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9]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手段和措施“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0]　　如何落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首先，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是关键。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11]其次，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是保证。毛泽东曾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12]同时，还要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发扬人民民主，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13]再次，既坚持真理，又要与人为善是前提。正如毛泽东所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4]　　以三大优良作风为指引，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还形成了诸如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敢于牺牲、勇于担当、谦虚谨慎、独立自主、调查研究、努力学习、团结统一等许多好的优良传统，正是依靠这些优良传统与作风，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腐朽的国民党，夺取了全国政权。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传承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如何继承和发扬革命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就成为党执政后面临的挑战。

　　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15]为了尽快摆脱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还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就以“赶考”的心态及时告诫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防止和克服可能出现的问题，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党开展三反运动，并对运动中揭露出来的人和事予以严厉惩处。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调查研究对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16]

　　正是这些优良传统的传承，才使刚刚执政的共产党做到了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基础上披荆斩棘，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在1956年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在人口众多的东方落后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亟需解决的新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中国的新形势和我们党在执政地位上的新变化，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强调执政党必须更好地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三坚持三反对”，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党的八大还把“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写进了新党章。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发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

　　可惜的是，由于后来对形势的误判，以及党内“左”倾错误的抬头，使党的好多优良传统遭到破坏，致使党的八大制订的正确路线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相反，随着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生偏向，“左”倾思想越来越厉害，为了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

　　痛定思痛。在领导经济调整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党的优良传统。首先，全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当着党内7000余名干部的面，毛泽东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17]另外，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地方负责人均主动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其次，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之年。再次，为了弥补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不足，全党掀起学习高潮。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能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18]在毛泽东的亲自号召下，党内掀起了学习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知识的高潮。

　　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为党战胜困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困难面前，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体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勤俭节约，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社会上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等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到1965年底，已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由于党内“左”倾思潮没有彻底根除，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党的优良传统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三、社会主义改革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弘扬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党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1978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我们每走一步，相当于发展中国家走两步，发达国家走四步，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9]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20]

　　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丢掉自己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新时期得到发扬光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题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指出：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为此，他强调：要求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21]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向全党郑重提出了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新要求。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再次强调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正确论断，并要求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着重解决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到了新的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作风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极大地推进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弘扬。2002年12月，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号召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2004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 “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即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要大兴“党的四大作风”，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弘扬。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时，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2]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2013年6月起，在全党进行为期一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2014年5月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听取兰考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有一点“辣味”，让每个党员干部都能红红脸、出出汗。另外，其他好的优良传统也得到回归和弘扬。如中央政治局带头更加重视学习，强调“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23]；再如发扬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精神，强调 “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24]，等等。　　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还很艰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生活方式等日趋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使党的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背离或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面对风险和挑战，共产党人要发扬“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自身的优良传统，把这些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党的十八大指出：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25]只有这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如期实现。　　（作者：张旭东，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8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52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410页。

　　[15]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论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 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7-78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1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

　　[2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7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页。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2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