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整个过程，邓小平理论形成并贯穿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民族复兴关键阶段产生的全新理论，展现出全面的系统性与联动的协调性相结合、科学的继承性与时代的创新性相传承、战略的前瞻性与实践的导向性相融合、民族的内生性与世界的开放性相衔接、立场的人民性与发展的目的性相统一，高度概括出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发展动力与政府治理、制度建设与党的建设、中国现代化与中国道路、“总布局”与“总方略”相统一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关键词 “四个全面” 战略思想 理论特征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思路的综合性，全面而又完整，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一致性；体现了思想的正确性，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了信念的坚定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理论的科学性，从生动实践中来，又指导火热的实践。“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大方略、大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特征彰显出鲜明的思想主题、深厚的实践基础、先进的理论品格、厚重的历史底蕴、为民的价值依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愈加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全面的系统性与联动的协调性相结合

系统性和协调性是一个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明显特征是全面系统， 必须放在“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系统中，进行战略定位和战术部署。“四个全面”自成系统、彼此之间相互依存，关联递进，每一个“全面”又相互协调，是独立成系统的动态有机体。“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动态发展系统，统一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支撑、动力源泉。

理论形态的系统性。“四个全面”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把“四个全面”的理论观点组合起来，彰显出一个逻辑性强、联系紧密的有机统一体，体现出体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这样的理论体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结合起来，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从顶层设计框架，定准基调，抓住当代中国最现实、最紧迫、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重大问题，明晰重要领域和主攻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指导。这样有机组合构成的理论体系形态，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续，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增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成果。一个理论体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能够解决最现实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大势、变革大局提出前瞻性的指导。“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扎根于基层，来源于实践，取决于智慧，上升于理论，起效于社会，闪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光辉。从理论体系形态看，“四个全面”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非常严谨而又合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治理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系统，一个目标、三大举措，形成“一体三翼”。目标与举措的有机结合，使目标的实现因为有举措的支撑而成为可能，也使举措的实施因为目标的确立而有着力点、方向感，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四个全面”是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发展动力与政府治理、制度建设与党的建设、中国现代化与中国道路、“总布局”与“总方略”相统一的理论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战略布局的系统性。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元素的综合体。“四个全 面”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有机统一的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姊妹篇，共同支撑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根本动力，也是实现目标的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建立规则秩序，提供稳定性、规则性的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帅”和“灵魂”，是根本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我们党历史上首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了全面发展的逻辑体系，这是党在全面发展史上的一大创造。这四个方面不仅是一个集合，而且不可分割，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中的四个大子系统。另外，“四个全面”统一体中每一个“全面”都是一个整体，都由不同的要素和部分组成。“四个全面”是一个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有机整体，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逻辑。

战略实施的协调性。个体协调与整体协调的和谐统一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每一个“全面”的个体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落实“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全面协调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把握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相互促进中深化改革。既要考虑整体改革，也要考虑各部门之间的改革；既要考虑今天的改革，也要考虑明天的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整体推进。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相互关系。习近平指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体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注重发挥法律对改革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更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立法，及时修改与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与改革不协调的法律法规。注重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相互关系。切实处理好党与市场的关系，使党的政治逻辑能够驾驭好市场逻辑，同时又能够使市场逻辑自由充分地得以发挥。关键是建立现代权力体系，使公共权力廉洁和权力有效，让老百姓办事成本低、办事效率快，从心底里对党放心、对党满意。

二、科学的继承性与时代的创新性相传承

继承是为了创新，创新是更好地继承。“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的辩证统一的过程，彰显出“四个全面”的鲜明特征。

继承和创新小康思想。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首次使用“小康“的概念描述中国式现代化。他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根据邓小平的小康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其中在第二步战略中提出“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三步走”战略基础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到党的十六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正式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四个方面制定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指标体系。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对这个指标体系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并新增加到五个方面。党的十八大在十六大、十七大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把目标改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习近平首次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小康目标上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习近平对人民群众“十个更”的描述，进一步体现了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五大新的目标要求，其中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国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等 等。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升级版。可以说，习近平对全面小康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贡献，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新的价值观。

继承和创新改革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战略部署。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着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发展逻辑。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改革开放进入了制度创新时代。中国的改革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面、由量变到质变，改革发生了阶段性、累积性和历史性变化。如果当年“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探索是自发、零散和独立进行的，那么今天的改革关联性、耦合性越来越强，更加需要构建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如果当年的改革重点是克服制约发展体制机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从现代治理的深层次全面改革优化，解决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现代化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被提升到了更高层面、赋予了更多内涵。大量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和取消，“负面清单”、“权力清单”的创建并实施，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坚冰打破，围绕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改革，更好发挥政府有效作用等等，从反腐倡廉到简政放权，从化解产能过剩到清除市场壁垒，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改革的范围、力度前所未有，触及的矛盾和问题的阻碍也前所未有。过去的改革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发展的动力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等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影响着改革的深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解决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问题，又要增进人民福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盘评估改革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的利益变化，统筹各个方面的利益格局调整，不能因为公平而影响效率，也不能为了效率再带来不公平。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到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阐释“新常态”，再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可以说一个一脉相承的改革顶层设计蓝图已经勾勒完毕，并成为未来五年各项政策措施的指导性纲领文件。

继承和创新依法治国思想。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首先是法治国家。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首先是法治的社会。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标志的法治起点，到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颁行奠定依宪治国基础；从“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带来法治倒退，到改革开放重启中国法治进程；从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在实践探索中前行。这些法治建设的重要节点充分说明，什么时候重视法治，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加强法治建设的决定。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伟大航程，那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的一次历史性跨越，是中国法治建设 中的又一座里程碑，法治中国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和新时期，开启了中国法治新时代。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把建设法治体系和建设法治国家同时作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提了出来，实现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在深刻的变革面前，既要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又要让社会井然有序，用法治的功能规定了社会各种资源、各种要素的活动空间。从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角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通过法律的方式使财产的分配、财产的继承更公平，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从社会权益维护的角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法治实际上有政治属性，也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突出了以民为 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解决为了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决定了人民利益要作为法治最高的价值需求。全面依法治国把公正为魂、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并把这样的价值理念，通过法律法规体现出来、规范起来、执行起来。

继承和创新从严治党思想。一个政党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政党要保持生机与活力，就不能离开思想理论创新。从严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党所坚持的一贯思想。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时，毛泽东把党的自身建设视为党在民主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虽然没有提及“从严治党”，但是在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中始终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并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和作风建设。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这个党该管了，尤其是针对党内高级别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惩治腐败，我们的事业是有失败的危险的。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这是我们党的文献中最早提出“从严治党”方针的。党的十四大又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载入党章的总纲，在以后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对从严治党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当年没有遇到的新问题现在又不断出现，面临着“四大危险”和“四种考验”的挑战，特别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到作风建设突破；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到反腐倡 廉建设走向纵深；从“三严三实”教育深入，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再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实施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等一系列党内法律法规，党风好转，百姓称快，在激浊扬清、鼓舞人 心的伟大实践中，全面从严治党写下了新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党的建设的大趋势，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战略思想，这在我们党历史上是第一次。从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到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这是党建思想的科学总结，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建党思想的最新成果。在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上，虽然过去我们党有过许多实践和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更加完善的治理模式，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正在生成。同时，信息化、“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权力、权利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基层社会正经历大规模的流动，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人的团结型，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松散型，商品交换逻辑越出经济领域。这些都为政党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为处理好党与市场的关系，使党的政治逻辑能够驾驭好市场逻辑，同时又能够使市场逻辑自由充分地得以发挥，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可行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自觉总结自身建设经验下的坚定决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铁打不动的定律。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从更深的层面解决我们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三、战略的前瞻性与实践的导向性相融合

从战略的前瞻性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勾勒社会主义中国未来图景的战略主线，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提出来的，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了起来。总布局是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四个全面”突出的特点、鲜明的特征就是全面，它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提出来的，是总布局的体现和细化、具体化。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实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何实现这个总任务？“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第一个阶段目标的战略布局，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中的一个阶段性任务，是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准确把握和自觉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科学顶层设计，精准超前谋划。以“四个全面”为战略主线，是适应了这“三大规律”的战略举措。习近平指出，“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如何把握好发展大势，趋利避害，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需要我们党的大智慧，从战略层面提出治国理政的大韬略。抓住了“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方向坚定、脉络清晰，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实现伟大梦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惟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才会有复兴的希望；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惟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可靠支撑，惟有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法治化水平，才能向中国梦目标迈出坚实步伐。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惟有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四个全面”在解决中国现实矛盾和问题中产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实需要中提出，表明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梦不是虚无缥缈，而是清晰可见的；中国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分阶段、有步骤实现的。

从实践的导向性看，“四个全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在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的，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为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引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全国人民对过上更好 生活的新期待，凝聚着我们党总结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确立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通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战 略目标科学规划和实现目标措施具体化。全面深化改革是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 的实践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作出的贯彻落实十八大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 以来加强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基础上，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实践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的战略要求。践行“四个全面”是为了满足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而提出的，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任务艰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在深化改革的深水区还有众多攻坚战要打。一些领导干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知法犯法，有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的执法不严、粗暴执法，有的干预司法、徇私枉法等问题仍然突出，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任重道远。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从根本上解决沉疴流弊，任务复杂而又艰巨。理论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需要的程度。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时代难题，需要“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以其强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深入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每一个“全面”都是解决一个领域难题的实践探索，又在解决问题中深化，在综合协调中解决整体问题中发展，形成了最鲜明的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特征。

 四、民族的内生性与世界的开放性相衔接

在民族的内生性上，“四个全面”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中走来，要向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中走去。小康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也是一个现代化的概念，是中国人民始终不渝、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劳苦够了，盼望适当休止安康。几千年后，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小康”的概念，首次用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小康社会”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小康是一个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的一种生活发展阶段。总体小康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成果，全面小康是总体小康的升华，是一个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共同富裕的小康，是我国现代化事业承前启后的新阶段。全面小康与基本现代化都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具体细化，是一个总目标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概念。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看，几千年来从先哲的小康思想，到古代盛世的小康图景，再到近代危局中的小康梦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明发展史中，“小康”与“大同”作为人民群 众始终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激发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奋斗。从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在方向上，全面小康目标——“中国式”的社会发展步骤，展示了具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目的上，全面小康生活——“中国式”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展望了群众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在路径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明晰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在形态上，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社会发展状态，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要求；在动力上，全面小康梦想——“中国式”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弘扬了人民群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因此，“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里，具有民族的和内生的独特风格。

在世界的开放性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之所以在国际上引起积极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经济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在世界现代化发展方面有所创新，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超越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顺应了世界潮流。“四个全面”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更大程度上为国际社会认可和接受，从而消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更好地发挥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构建“一带一路”战略意义在于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是我国向亚欧沿线国家全方位开放的战略谋划；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缓解我国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增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认同感和影响力；有利于体现大国胸怀和大国责任意识。构建“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战略布局，是我国通过内生本土化实现现代化，并在世界格局中发挥影响力的具体体现。通过建立一个互利的繁荣体系，将中国的国内利益、内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利益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当今之中国，正在以东方文明大国迅速崛起的事实，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冲突与对撞、融合与再造的实践中，向世界传播着中国信心，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演绎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丰富了现代化发展理论，为拉美、西亚、北非、中亚等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视角，探索了中国与世界深刻互动的新方式，彰显了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

（苗成斌 作者系群众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省党的群众工作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员。本文为江苏省党的群众工作研究基地重要课题研究成果之一，也是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