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分中心　袁北星、徐峰

　　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以及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中华文明根系靠伦理道德来维系，每个中国人心底所蕴藏的追求真善美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最广泛、最深厚、最根本的思想文化土壤。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人民群众思想道德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坍塌、利益至上、价值观颠覆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一个缺乏道德力量支撑的国家，绝不可能成为强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华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中充分汲取思想养分，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加以阐发，努力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人们在公民伦理道德、职业伦理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全体人民都成为弘扬中华美德、传播中华文化的主体。

　　弘扬仁爱思想精华，着眼修身养德，着力培育公民伦理道德。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道德精神，仁爱思想是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核心概念。从孔子所谓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到孟子所说的“仁者荣，不仁则辱”，再到墨子强调的“爱利人之亲”等，都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时，首先要考虑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要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要推己及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积极健康的美好德行，仁爱思想既是处理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也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道德智慧。要做到仁者爱人，就必须修身克己，“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剖析自己，逐步达成臻于至善的人格境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基本伦理规范被拓展至社会政治领域，形成“礼仁”一体的政治伦理规范。由仁爱思想衍生的正直宽容、团结友善、修身克己等美德，与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高度契合，善待他人，谦恭庄重、宽厚和气、互助友爱，常怀慈善之心；善待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与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才能培育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型人际关系和同情弱者、扶危济困的社会心态。

　　弘扬公忠思想精华，着眼敬业奉献，着力培育职业伦理道德。《诗经》中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中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贯穿于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中的公忠思想，生动体现历代仁人志士公而忘私，忠于国家社稷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既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长兴不衰，缔造辉煌的重要基因，也是形成丰富职业伦理道德思想的重要基础。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古代职业道德伦理思想不断发展。如西周选拔官吏强调“六德”、“六行”标准，汉唐之后强调“察官人善恶”，把道德品行作为选任、考核和监察官吏的首要标准。《孙子兵法》中要求军中将领必须具有“智、信、仁、勇、严”的品德。孙思邈说“大医精诚”，要求医者既要有精湛医术，又要有高尚品德，对病患要有“大慈恻隐之心”。商人鼻祖陶朱公范蠡被称为“富好行其德”，后世商人坚守“待人接物，诚实不欺”的商业信条。传统伦理道德对当前职业道德建设的借鉴，主要表现为如何在职业行为中使谋求利益发展的职业行为与遵循基本职业道义原则达到内在统一，即处理好“义”“利”关系。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主张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与代表整体利益的“义”发生冲突时，自觉遵守义大于利的原则，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倡导“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必要时“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汲取传统职业伦理中的智慧，是加强当代职业道德建设的思想源泉。如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对提高从政者的道德素养，加强官德建设有重要意义；韩愈关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德凝练，对加强师德建设，引导广大教师自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有启迪意义；《医工论》中关于“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等论述，对加强医德建设，缓解医患矛盾有借鉴意义。

　　弘扬和合思想精华，着眼和谐有序，着力培育家庭伦理道德。“家和万事兴”，“治国先齐家”。传统伦理道德历来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强调个人在家庭、社会等人伦关系中应尽的道德义务。《尚书》关于“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孟子关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礼记·礼运》关于“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十义”等，都从不同层面为维护人伦关系规定了基本准则。尽管其中尚存封建性糟粕，但从总体上来看，有益于引导人们建立起与家庭成员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关爱支持、宽容互信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如对师长“孝”，就是要尊敬、善待长辈，“悌”是关心、爱护晚辈。而将“孝悌之心”广布他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体现的就是这样的人伦精神和博大情怀。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稳定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家庭伦理道德是人们在调节家庭关系和行为应遵循的道德准则。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许多家庭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家庭暴力、虐待老人儿童、重婚现象增多等不道德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安定和谐。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在当代家庭美德建设中，要大力倡导孝敬老人、关爱子女、夫妻和睦、礼让宽容、勤俭持家、邻里友善等美德，使优秀传统伦理精神得到传承与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精神命脉，提出要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这是对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现代意义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在历史视域下审视和践履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独特的修身正己之道、和睦治家之道和治国安邦之道，可以发现，这些伦理规范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深层设计，也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道德习惯的形成，除教育、养成之外，还需要法制的规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精华，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推动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伦理新道德，才能使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制意识共进偕行，共同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分中心　袁北星、徐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