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从总体上把握作为其基因的那些核心内容，亦或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其核心价值、基本精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概括。国学大师钱穆之子、清华大学钱逊研究员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讲做人，而为人之道的核心要求可归结为：义、群、和、礼、耻五点。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崇德、乐群、贵和、守礼、有耻。可以说，这五点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本报将陆续刊发钱逊先生的一组相关文章。

义，是回答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关系。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生命也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方面。物质生命的基础是人的生物本能，和禽兽没有根本区别；精神生命的基础是人的社会生活，是人所独有而禽兽没有的，是人不同于禽兽，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之处。所以，只知有物质生活而不知有精神生活，就只是停留在禽兽的境界。人要摆脱禽兽的境界，成为堂堂正正的人，就要“义以为上”，以精神生活的追求为生命意义之所在，首先立志于追求为人之道；把精神生活的追求放在物质生活追求之上，以精神生命的追求引导、节制物质生活的欲求。这是成为真正的人的根本要求，为人之道的第一要义。

中国人常讲要学做人；要先做人，后做事；要追求做好人，不是只追求做富人贵人；就是要把自己从生物意义上的人，提升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使自己摆脱禽兽境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论语》说“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践行这一点，有见义勇为、见利思义、舍生取义这样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的具体要求。

见义勇为。《论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从正面讲就是见义勇为。这是践行义以为上原则的起点、第一步。

人们常把见义勇为理解为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舍己救人确实是见义勇为，是见义勇为的最高表现；但不能把见义勇为仅限于舍己救人的行为。《论语》原文只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不为是常见的现象，又是道德建设中严重的问题。道德的意义在于行。见义不为，知而不行，道德流于空谈，是社会的大弊。《论语》原文，就是针对见义不为之弊，并没有提出舍己救人的要求。

见义不为和见义勇为，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一事当前做与不做，有两种选择：应该不应该或有利不利，前者是以道义为取舍标准，后者是以功利为取舍标准。见义勇为就是日常生活中，把应该不应该当作言行取舍的标准，放在有利不利，功利的衡量前面，应该做的就做。这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切言行中，把精神生活的要求放在功利考虑的前面，是践行义以为上原则的起点。

把见义勇为仅仅理解为舍己救人，看起来是提高了见义勇为的意义。舍己是却恰恰会缩小了见义勇为的意义。人们敬佩舍己救人的英雄，很多人会觉得高不可攀，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无关。而应该做的就做，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到的。

见利思义。“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以精神生命、道义的追求，指导和节制对物质生命、富贵的追求。这是较高的，第二个层次的要求。中国人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等等，是这一要求在实际中的体现，说明它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准则。

最高的要求是在生死问题上，也以义为取舍标准。《论语》说，对于道，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完善和维护道放在第一位，以至可以为之付出生命。这是以精神生命的价值重于物质生命，义以为上的最高境界和要求。 （钱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