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蓓文

　　■“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1+3+7”自贸试验区格局的叠加，将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使分割的国内大市场实现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可把上海、重庆等重点城市作为支点

　　■就中国的发展情况而言，已经到了把中国的产业园区开设到海外的阶段。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园区，必将为双向投资的实施提供更多经验借鉴和政策创新的“试验田”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形势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大选择。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双向互动和把握差异化优势。

　　第一，以“一带一路”为动力，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协同发展。

　　推动国有资本带动民营资本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以“五通”实现相关国家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实现中国与这些国家全面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合作共赢，实现开放经济的协调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一带一路”的本质是投资创造贸易，实施双向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

　　通过渝新欧、郑新欧等“中欧班列”的贯通运行，带动重庆、郑州等沿线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推动内陆和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协同发展。以渝新欧为例，成本是空运的1/5，运输时间比海运减少1个月，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目前，“中欧班列”不仅去程已经常规化、稳定化，实现了满载运输，回程的空载率也大大下降。

　　通过在“一带一路”开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实现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的抱团出海。经验表明，境外经贸合作区不仅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投资服务，为“走出去”的企业解除当地法律、知识产权、会计、财务以及基础设施、政策风险评估等后顾之忧，还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打造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产业集群提供条件。

　　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境外经贸合作区为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大通关合作提供了条件。

　　第二，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实现沿海和内陆、国内和国外协同发展。

　　通过“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协同发展，构筑便利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新优势。“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1+3+7”自贸试验区格局的叠加，将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使分割的国内大市场实现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

　　可把上海、重庆等“一带一路”重点城市作为支点，强化沿海和内陆开放城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双向投资合作。重点城市、支点城市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特别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港口城市、经贸枢纽城市和中国沿海、内陆开放高地之间的双向投资，不仅能够带动两国的进出口贸易，而且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和阿联酋、土耳其、捷克等国家签署了双边经贸合作关系协议，接下来可以进一步签订项目协议，使双边经贸合作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并有后续的发展。

　　在考虑中央和地方协调之后，还须考虑地方之间的关系，即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在地区间的协调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对外投资，东部沿海地区都远超中西部地区。在这个问题上，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理原因。地区在产业发展上有差异，在同一个地区，大城市和小城市也有差异。因此，各地区不可能是相同模式。要在引进来的产业发展上体现地区差异，注重发挥大都市的平台功能，即集聚跨国公司和金融服务等机构支持“走出去”战略。

　　第三，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加强双向投资下产业发展的协调。

　　一方面，“引进来”和“走出去”在产业结构上要有差异，形成互动以相互促进。要制订“引进来”发展的重点产业战略，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以支持国内整体增长和发展；要规划“走出去”重点产业，形成进出产业的基本差异式结构与相互促进关系。

　　以贵州为例，“贵州模式”是以大数据产业为核心、保持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协同发展的模式。在守住生态与发展“两条底线”的基础上，以大数据为主导产业，分别向上下游产业扩张发展全产业链，围绕大数据政用、民用、商用等领域，构建大数据新高地。

　　作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高地，重庆则围绕制造业发展，精心打造电子、汽摩等产业，在重点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基础上，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鼓励外资在重庆设立研发中心，等等。

　　另一方面，实施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产业园区的双向合作。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展开国际合作，在苏州建立工业园区；2007年，两国再次合作，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生态城。这一园区合作模式有望通过基金运作的方式在重庆进行复制。

　　就中国的发展情况而言，已经到了把中国的产业园区开设到海外的阶段。在这方面，日本的综合商社模式值得借鉴。日本通过打造综合商社，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和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雁行模式”已经成为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理论。

　　目前，中国和马来西亚展开国际合作，在中国建立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在马来西亚建立马中关丹产业园区。这一两国双园模式的诞生，为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合作与发展开了个好头。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园区，双向投资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必将为双向投资的实施提供更多经验借鉴和政策创新的“试验田”。

　　第四，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实施体制改革与政策开放的协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设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这一体制的核心不是更多、更强的外贸外资激励政策，而是更为规范、透明、国际化、法治化的经济制度，是一个与国际投资自由公平要求相对应的经济体制。

　　随着外资企业法等法律的修订，中国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开放，深化金融、航运、文化、医疗、体育、养老与专业服务业领域开放措施，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实现体制机制再创新。

　　这里，还有必要注重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的协同。应秉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思路、大战略，提高双向投资政策的精准度，对不同的产业进行不同的税收政策设计，适当向战略性产业及产业园区提供政策倾斜，以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投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