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郝立新(1960- ),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习近平同志在长期实践和认识探索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哲学思想朴实无华,充满了实践精神、人民情怀、问题意识、世界眼光。这种形成于实践生活、工作经验中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方法,是回应时代问题中的哲学,是扎根于实践中的哲学,是关注人民大众的哲学。他卓越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道路,并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哲学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秉持实践哲学的品质,彰显大众哲学的风格,善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创新社会发展的理念,弘扬核心价值的观念。习近平同志的哲学观点无愧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典范。

　　关 键 词:实践哲学/大众哲学/辩证思维/发展理念/价值观念

　　

　　民族的发展和兴盛往往同一定的哲学思维相联系。缺乏哲学思维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事业的胜利,得益于先进的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指导。而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同样离不开正确哲学思维的引导。把握时代格局、描绘建设蓝图、推进社会改革、破解发展难题,都需要哲学智慧。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顶层设计中,显示出高度的理论自觉特别是哲学自觉。我们党历来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实践。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中的鲜明特色。他先后亲自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体现了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重视。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习近平同志曾经借荀子这一名句说明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度重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从实践发展和工作需要的角度强调学哲学、用哲学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同程度地忽视理论学习,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哲学思维,缺乏分析把握复杂局势的能力。面对处于机遇黄金期、矛盾凸显期的中国问题,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复杂问题,面对价值观念多样性与理想信仰的缺失问题,都需要有哲学这个“放大镜”和“显微镜”。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党员、干部都要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重视学哲学、用哲学的传统正在恢复,崇尚理论思维的风气正在兴起。

　　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他在长期实践和认识探索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哲学思想朴实无华,充满了实践精神、人民情怀、问题意识、世界眼光。这种哲学思想不是在书斋或学院里构筑的“体系哲学”,而是形成于实践生活、工作经验中的哲学智慧和思维方法,是回应时代问题中的哲学,是扎根于实践中的哲学,是关注人民大众的哲学。他卓越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道路,并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哲学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秉持实践哲学的品质,彰显大众哲学的风格,善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创新社会发展的理念,弘扬核心价值的观念。习近平同志的系列哲学观点或思想无愧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典范。

　　一、立足中国现实、关注时代问题的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书斋里的思辨哲学,而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实践哲学。它所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人民性决定了它必须在与时代、实践、人民的密切结合中得到发展。哲学需要创新,因为时代的步伐在前进,实践的内涵在丰富,人民的需要在发展。

　　实践性是习近平同志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社会生活和时代发展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倾听时代呼声,深入社会实践,回答现实问题,反对闭关自守、孤芳自赏,脱离实践、脱离群众。习近平同志一贯倡导这种实践精神。植根于中国实践,以实践需要为导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中心,这种实践精神贯穿于习近平同志的哲学思想中。

　　在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之中继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恩格斯曾经预言:“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1]19世纪的预示正在成为21世纪的现实。我们置身于21世纪的“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论点”,并以此为指导,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伟大实践探索。对于这一历史壮举的哲学概括,需要艰苦的调查研究和科学探索。如同恩格斯概括的那样:“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的。而今,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进行新的创新和发展。

　　实践精神是同问题意识紧密联系的。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是社会实践的呼唤和折射。“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至理名言,呼吁关注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他指出:“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只有立足于时代去倾听这些特定的时代声音,才能吹响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号角。”[3]

　　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如何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走向?如何实现健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这些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哲学思维来总结实践经验、走向历史深处、揭示客观规律、把握发展之道。当前,社会发展正呈现出新的特点,经济新常态、政治新生态、文化新样态“三态”交集并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正是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使哲学思维的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相一致,使理论逻辑与历史过程相统一。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结合实际工作,深刻阐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他提出“在学习中深化认识,在实践中提升境界”[4],认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再以深化认识来推动实践的渐进的过程。他还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涵,认为它应该体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这三者的统一,就会使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经济社会发展就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在政治局集体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习近平再次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二、关切群众利益、贴近人民生活的大众哲学

　　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5]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日益深入人心,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并逐渐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人们需要有哲学智慧的滋养和指引。习近平的哲学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贴近人民生活、反映老百姓诉求的大众哲学。

　　人民性是习近平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高价值目标。贴近群众的生活,集中群众的智慧,关注群众的利益,表达群众的诉求,使用群众的语言,是大众哲学的元素与特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中国实践中提出的中国理论的迫切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理论发展的强烈诉求。习近平同志的哲学思想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核心,把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作为现实基础,把大众话语和民族风格作为表达形式。

　　习近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群众史观,并把群众史观的深刻道理转化为生动朴实的语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政之所要,在乎民心。”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多站在群众的立场想一想,多做一些解疑释惑的工作,多做一些得民心、聚民气的工作,珍惜民力民智,解决民困民难,维护民生民利,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习近平同志倡导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学习和树立五种崇高的情感:一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的“情怀感”;二要学习雷锋同志把为人民服务视为最大幸福的“幸福感”;三要学习孔繁森同志主张“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的“境界感”;四要学习郑培民同志始终把“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责任感”;五要学习钱学森同志把群众的口碑当做自己无上的光荣的“光荣感”[6]。只有这样,才能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经常使用大众化、生活化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哲学思想的特色。例如,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来形容干部严于律己;用“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禁微则易,救末者难”等古训来说明联系群众、防微杜渐的重要性;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来譬喻抓落实,用“补齐短板”、“滚石上山,爬坡过坎”说明抓主要矛盾、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克服困难;用“补钙”、“系扣子”来譬喻加强信仰、价值观的教育,等等。这些语言表达让人感到亲切、接地气。

      三、遵循客观规律、分析复杂局势的辩证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习近平同志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有机结合,强调运用辩证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强调把辩证方法转化为思考问题的一定的思维方式,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和客观规律,求实情,讲实话,办实事。

　　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一是强调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例如,主张要学习掌握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以此指导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实际,进而指导制定一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使思想适应新形势、适应新常态;同时又要重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二是强调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特别是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和矛盾分析方法。例如,主张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重点强调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及其分析方法、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分析方法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及其分析方法。例如,主张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也就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来理解我国改革的必要性、复杂性;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辩证思维、战略思维、整体思维、历史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等具体的哲学思维。以历史思维为例,他强调从历史长河和历史比较中认识我们的民族及其文化,认识社会主义,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道路。从中华文明的上下五千年到社会主义,从近代以来的170年到“五四”运动以来的近一百年,从建党以来的九十余年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从改革开放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比较到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提出,以及要重视党史和国史等等论述,无不体现了重视历史、尊重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他出色地运用辩证思维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两座山”的辩证法。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对立统一的。他概括了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7]。

　　此外,他对工作方法、领导艺术中的辩证法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例如,他主张要把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结合起来,既要大处着眼,学习曹冲称象,善于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这头“象”,置于社会全局这条“大船”上来定位和谋划,提出前瞻性的工作思路;同时,又要小处着手,学习庖丁解牛,善于从具体的现象中把握客观规律,以有效抓手之“无厚”,入关键环节之“有间”,拿出具体的工作措施,抓好落实,取得实效。又例如,他把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概括两项内容,比喻为要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另一个是“腾笼换鸟”。所谓“凤凰涅槃”,就是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要拿出勇闯天下的气概,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引进优质的外资和内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从而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8]。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是产业高度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这些生动的比喻和深刻的辩证思维,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四、聚焦现实矛盾、突出创新协调的发展理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进程中,发展的问题和发展的理论始终贯穿其中。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理论关注的重大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且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和全面的过程。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发展观决定发展道路”、“发展不能走老路”。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一系列文件中精辟地阐述了新的发展理念,即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全球范围内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并存及发展,科学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深入发展,世界上各国在现代化运动中竞争激烈,东方社会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等等,成为时代走向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势下,寻求和构建适应时代新发展的民族思维和社会发展观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指导性的基本理念或哲学基础,成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内容。

　　五大发展理念秉承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总结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强调变革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又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观点,还体现了群众史观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观点。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在语言风格上简明具体,更重要的是在理论内涵上富有新意,不愧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成果。

　　其一,凸显了战略意识。“五大发展理念”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是直接相连的。前者是后者的具体体现,前者揭示了后者的实现路径,前者是通向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行动理念,也是实现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行动指引和价值导向。创新发展理念昭示了实现“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动力源泉。协调发展理念强调了全面推进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理念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价值,开放发展理念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理念突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二,凸显了破题意识。五大发展理念是在当代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发展后,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认识经济新常态、顺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成为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和平发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坚持从严治党、避免“塔西佗陷阱”成为严峻的形势和任务。改善环境、消灭贫困、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方面创新不足、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解决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解决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的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在实际情况和制度设计上还存在不完善的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其三,凸显了整体意识。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发展也是一个整体。社会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联系,构成完整的综合的发展理念。

　　五大发展理念的整体性表现在多方面。例如,在发展趋向上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思想,在动力方面体现了内在性动力与外在性动力的统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一;在重大关系上体现了区域与全局的统一;在发展内容上体现了科学与价值、客观规律和主体诉求、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其四,凸显了底线意识。五大发展理念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主张发展。没有发展,就无所谓发展的理念;没有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里说的发展,主要是指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存底线无疑是要发展。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发展?不能简单地提发展的底线。发展的复杂性在于现实中存在诸多影响发展的矛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这些矛盾。例如,发展底线与生态底线、发展底线与质量底线、发展底线与公正底线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攻坚克难,消除绝对贫困,就必须发展;但这种发展又要必须固守一些底线或前提,比如生态不能受到破坏,特别是不能受到根本性的破坏,否则就会丧失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丧失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如果突破了公正的底线,这既违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五大发展理念中体现了坚守发展底线、生态底线、公正底线的精神。

　　最后,凸显了公正意识。共享发展是新发展观的独特的创新亮点。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协调发展、共享发展都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而这一点,恰恰是西方发展理念缺少的,也是以往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得还不够的。协调发展要求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共享发展要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调动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些原则将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

　　总之,五大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五、饱含文化底蕴、凸显精神需求的价值观念

　　当代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必须有价值观的有力支撑。一个健全的社会,必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协调、整体发展的社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当经济和政治领域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时,中国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来支撑、人们的心灵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来滋润的问题备受关注,这些问题成为每一个抱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所经常思虑的问题,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从国家兴盛、民族复兴的高度来把握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意义,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来阐释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是习近平同志在文化思想建设方面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价值观的运用和发展[9]。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价值观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高度概括。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高度概括和精炼表达,它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传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在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确立起价值观的自觉与自信。核心价值观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和实践发展的直接反映,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的价值取向,是关涉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价值判断,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或实践主体的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要反映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社会制度性质,必然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

　　其次,文化兴盛是国家强大、民族强盛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民族之大德,也是公民个人之小德;青少年培育核心价值观,如同系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

　　再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最后,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换和创造性发展。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积淀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百姓的言行方式,孕育着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精髓。但是,传统文化也包含着糟粕,不能简单地照搬。因此,必须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实践需要,吸收现代文明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中国发展的实践为基础,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避免复古主义。

 

　　原文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7-598，598.

　　[3][4][6][7][8]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35，248，7，153，184.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220.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