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共产主义涵义再论证

理直气壮拒斥“渺茫论”

避开共产主义理想谈论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者们认为，共产主义包括三种不同的涵义。作为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需要多少代人努力才能建设成的。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但并不意味着遥遥无期，绝不能因为实现过程漫长就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作为成份的共产主义因素，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不是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就会出现的，它有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运动过程，是一个共产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过程。作为理想目标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行动起来，在实践中为其不懈奋斗。共产主义必胜，但不会速胜；实现共产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但绝不是虚无缥缈。

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旗帜鲜明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坚持党的指导思想，必须旗帜鲜明地驳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荒谬性在于用单一时间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的时效性。“马克思主义无用论”给马克思主义贴上“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标签，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革命理论”与“建设理论”，以“革命理论”不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为借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国内外某种舆论误导中国共产党改旗易帜的骗局。马克思主义既是革命理论，也是建设理论，是革命理论和建设理论的有机结合和统一。有学者指出，所谓的“指导思想多元论”实质反映出对人类思想发展史的无知。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排他的，都由统治阶级思想独占。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过指导思想这一阵地，也从来没有与被统治阶级分享过指导思想的先例。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

意识形态实质是思想支配权问题

也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问题

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质是实现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思想支配权问题，也是国家权力的道义基础问题，因而事关政权的兴衰存亡。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当今面临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聚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焦点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任何命题，不管有多少伪装，归根到底都是站不住的伪命题。有研究者提出，教育系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基础、前沿阵地、独特战线，也是敌对势力渗透的首选目标。因此，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允许发生颠覆性问题。把握教育战线意识形态工作，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坚定性、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和造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经济学篇

 

“林张之争”掀起产业政策讨论

两大流派辨析产业发展方向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被一些学者称为是中国产业政策的一次交锋。争论集中在产业政策上，两位学者的分歧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能否成功最终的关键在于政府是不是够聪明，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为全人民的福祉着想。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张维迎对产业政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计划经济证明政府是最差的协调者，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因为企业家精神受到体制和政策的打压。在市场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加深加快推进国企改革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国企改革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的学者认为，这一要求是在顶层设计阶段过去、改革实施阶段到来时提出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一次动员。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和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依靠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有专家指出，创新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理论、技术、模式等创新。经济增长首先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改革，包括国企、财税、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户籍改革等，都应加大推进力度。其次，要推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创新、创业。社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要激发它们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个人是创业的主体，要改革科研、教育体制，解决当前应试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弊端和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三者应协同努力，共同打造公共创新平台，在社会上形成整体创新合力，给那些有创新能力但资金缺乏的个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所以要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研成果转化。还应鼓励跨国创新合作，特别是重大技术研发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政治学篇

 

民主危机源于财富分配不平等

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

政治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源于对政治现实的反思，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等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有研究者认为当前民主的危机来源于社会财富的严重分配不平等，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学者认为民主是关乎多数人的政治，多数人如果分别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冲突必然发生。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同质化的国家，民主才能带来和平与稳定。同质化的国家有三个要素：国家认同、共享信念和社会平等。

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有研究者指出，现实中民主质量不高或表现差劲，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该国民众政治冷漠，而在于该国作为强势集团的政治精英们存在明显缺陷，如背叛、不守规则、缺乏协商精神等。当然，在讨论民主的缺陷时也要注意：第一，民主与其说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目标，不如说是一个曲折渐变的过程；第二，民主本来就有低标准和高标准之分；第三，民主从来就不是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智慧治理

数据决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于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过去一年的研究相对分散，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地方实践研究；既有政府治理研究，又有社会治理研究。有研究者指出，要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一是要建立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法律体系，也就是要求确定各类社会机制的地位和职能的法律法规；二是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三是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还有很多基本制度需明晰。

有研究者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处理技术。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此实现智慧治理、数据决策、风险预警、智慧城市、智慧公安、舆情监测等。研究者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立的“精准治理体系”、“智慧决策体系”和“阳光权力平台”在大数据条件下，将逐渐成为现实。

反腐力度成效有目共睹

反腐制度建设紧锣密鼓

政治学研究认为反腐败最为根本的是建立专业的反腐败制度体系并确保其有效运行。有研究者在反思为什么腐败这么严重，甚至导致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都被破坏时指出，当前反腐败资源、力量分散在各个部门，没有整合，更没有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

2016年中国反腐败进入顶层制度建设阶段，一个十分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尝试是中央决定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并首先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工作，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研究者普遍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置有助于强化监督职能，形成独立、统一的监督力量。不过，国家监察委员会尚处于改革试点阶段，其推进与成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张宁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社会学篇

 

小康社会已成中外社会研究名词

西方理论难释中国社会发展成果

社会学众多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是在“小康社会”的逐步建构与推进中进行的。现在，小康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人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具有东方文化特征的社会学名词。以这个名词为核心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相继形成了中国式学科体系和东方学学科体系。还有研究发现，与中国经济产生的韧性相一致，中国社会在发展中产生的韧性，使西方形成的有关理论，既难以解释中国社会顽强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也难以诊断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更难以借助其所谓的研究发现提出建设社会的政策性建议。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需要在继承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因循小康社会建设的整个过程而系统总结，并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过程中，完善理论创新。

正确理解社会治理

良性互动共享发展

从专政到统治、再到社会管理、最后发展到社会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结果。正因为这样，不能将社会治理理解为是社会管理的升级版，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是“治理社会”，而应理解为是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再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具体国情的实践需要，是“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的治理”。

有学者认为，现代社会越是分化，不同利益主体就越明晰，社会团结的需求就越强烈。为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就需要在社会治理中建立健全“社会安全阀”，为日常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设计“出气口”或“发泄口”，减轻利益冲突压力，化解积怨式社会情绪，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求得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发展。短期来看，治理的主要内容在于维权和维稳。长期来看，治理的目标是各个群体之间的共享发展，是建立流畅的社会流动机制，是使社会个体通过自我奋斗而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用城镇化解决就业问题

户籍在基本公共服务中仍然起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为实现共享发展，中国城镇化需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学者认为，2016年户籍制度改革与城镇化问题研究的逻辑，主要围绕两个向度展开：其一是以户籍制度改革逐步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重点是通过对农民工的市民化，固化城镇化的既有成果，通过拉动内需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其二是以常住人口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分享而促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重点是破除户籍蕴含的资源配置功能，通过强化其人口信息登记能力而减弱身份歧视作用。

当前主要的城镇化任务，聚焦于农村籍大学生、军转复员人员、已经长期生活于城镇的农民工和“90后农民工”等四类人员身上。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每年在城镇新增加的就业人数。从最近几年表现的态势看，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城镇就业人数会接近200万。

传统社区结构不断地瓦解

小区建设要重视邻里关系

有研究发现，快速的经济转型已使中国从单位社会过渡到市场社会。原来以单位为基本结构所形成的城市集体大院与居委会空间布局，也随之转变为由市场购买力分化而形成的楼宇物业空间群落。在同一地域或者在同一胡同，不同的小区解构了“社区”的传统内涵。基于情感的、面对面的、具有相对持久情感联系的、具有亲缘特征的生活共同体已不复存在。现代性打乱了传统，但却没有建构起新的秩序。这就迫切需要通过社区建设来强化社会内部人文关系，从而提升整合水平。有些人将社区建设简单理解为养老、医疗、就业、物业管理或超市建设等，还有人将社区建设理解为15分钟服务圈的建设。显然，物质意义的小区建设易于被基层所理解，但却难以收拢多元化居民的心理。近期某些社会学研究重点开始从对“居委会意义的社区建设”转入到基层社会关系的重建。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伦理学篇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薄弱

学科建设理论探索任重道远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新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源头和最初形态，是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十几年，在中西方伦理思想史以及各种应用伦理学研究的繁荣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无论从研究状况、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来看，都呈现薄弱的形态。作为中国特色伦理学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阶段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发展道路上面临如下问题：一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高质量的阐释和解读；二是高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人才奇缺；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尚未建立。对此，有学者提出，要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用于实践；要回归经典，深挖经典文本原意，构建自己的学科话语体系；要关注社会现实，勇于理论担当。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在当前形势下亟需加强和推进。

工匠精神内容丰富

培育弘扬刻不容缓

在中西方历史和文化中，都蕴藏着“工匠精神”的丰富遗产。学界从定义、形成以及意义等方面对工匠精神进行了全面研究。有学者认为，工匠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高度认同、敬业乐业的精神，专注专一、全情投入的精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尽管手工业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手工劳动在当代社会生产体系和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并起着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特别是随着现代工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发展，机器生产正在重复手工业时代的某些特征，从而为工匠精神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有利于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具有引领价值，有利于形成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的风尚，有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也有利于克服在社会中弥漫的浮躁风气，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家国”思想大有活力

“天下”概念超越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将个人放在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共同体中，个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被包融在各种伦理关系中。这种家国天下思维，一方面提醒我们要重视家规家训等家庭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告诫我们，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当下民族国家的时代，仍然有思考的必要性。有学者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挖掘“天下”在当前世界现实中的价值并对未来世界展开了预言式的构想，指出，天下固然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概念，却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特殊概念，它所指向的问题超越了中国，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遍问题。天下指的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世界。如果把天下理解为一个动态生成过程，则意味着世界的世界化。在人类尚未做到“以世界为世界”的时候，作为世界之世界尚未存在的时候，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秩序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

环境悬崖引人深思

解决问题更显迫切

“环境悬崖”的提出，既为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更为社会全面转型开启了可能性。学界一致认为，若想要实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就必须建立起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处理好当代人与后代人、地球生命和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彻底改变人类社会无限度、无节制的生存与发展模式，探索和创建起有限度、有节制的生存发展新模式。而在操作上，要看到谈判行动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巨大作用。因为环境悬崖涉及不同的伦理主体，因此必须进行麦金太尔之问，以批判地拷问在问题解决中的公正平衡。此外，还要确定什么是合于时代条件的义之框架，在此框架下，如何达到有效的分合，以差等而统筹的方式解决公共而共同的环境危机问题。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化学篇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

著史的下限是一个史学突破

有学者认为，2016年中共党史研究最突出的研究成果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近6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出版。该书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90多年的历史，准确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迄今为止国内公开出版的权威读物中，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为系统完整的一部党史基本著作。

有学者认为，把著史的下限划到最近，这在史学上是一个创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出版，给我们党的“红色家谱”库增添了一部目前历史跨度最长、研究成果最新，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党史著作。其令人瞩目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下限划得很近，一直写到党的十八大。这本书的写作成功说明，把党史研究和编撰的下限延长到最近，便于把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思考，完整地了解事物演变的过程，对我们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大有益处，这种方法不是不可以成立的。

长征精神是永远的传家宝

再创民族辉煌的精神图腾

2016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围绕长征所进行的研究成为本年度的最大热点。

有学者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长征精神的概括凝练过程，认为长征精神的内涵包括：矢志不渝的革命理想与为之拼搏的坚定信念，顽强奋斗、百折不挠；实事求是、战略创新；顾全大局、团结统一；争取群众、依靠群众；勇于担当、力行实践。关于长征精神的意义，有学者指出，长征精神是我军永远的传家宝。

有学者认为，80年前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次举世无双的军事远征,不仅为挽救党和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更锤炼熔铸出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创造了不朽的精神财富。这种长征精神虽然已经过去了80年，但长征精神对今天走好“民族复兴”的新长征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认为，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在中华民族精神史册上，长征更导引出一幅幅荡气回肠的壮丽画卷。中华民族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长征史。而两万五千里征程展示的意志和力量，生动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路标，仍然是再创民族辉煌的精神图腾。

考察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的演变

分析土地革命时县苏维埃主席鲜明的时代特点

苏维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学者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考察了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的演变过程。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国民党新军阀突如其来的叛变，阻断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常的逻辑进程。作为对这一重大事变的应对，中共独立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则是遵循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中共领导的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中，产生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

有学者分析了土地革命时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相关问题，县苏维埃主席不仅有着较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成分要素，而且其任用程序与工作职责，也体现着革命性的转折。他们的工作方式，是真正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联系起来，由此构成了县苏维埃主席鲜明的时代特点。

抗战时期形成了动态的干部养成路径

在职干部教育是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

本年度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

有学者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问题，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培训、考核、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管齐下、交相作用，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形成动态而非静态、固化而不僵化的干部养成路径。

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高度重视干部教育，把干部的培养教育作为根据地建设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此期间的在职干部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教育、培养了20多万各种类型的革命干部，其规模之大是中国干部教育史上所罕见的。健全的组织系统是教育成功的可靠保证、灵活的教学辅导是教育成功的必备条件、适时的督导检查是教育成功的必要环节、在职干部的自身努力是教育成功的关键，这一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去探究。

（作者韦磊为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文化学篇

 

文化自信强化民族精神新标识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有学者指出，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源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价值体系，它立足于对现实世界与人生的思考，探讨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规律，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近代欧洲的崛起创立和塑造了富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文化，文化自信就是在新历史条件下为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有学者指出，“中国梦”的核心是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的关键在于认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塑，这一关系就在于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以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为核心的文化先行是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支撑。因此，增强文化自信需善于打造既有自身鲜明特色又能为世界普遍接受的话语体系，通过各种方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中国风貌，传递中国价值。

“互联网+”理念催生文化新业态

文化产业供给侧也需结构性改革

有论者认为，“互联网+”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意味着互联网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生产力和基础性设施。“互联网+”是对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重新界定与认识，是信息化促进工业化的升级版，它的提出意味着互联网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性的生产力，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互联网+”催生出许多新的文化业态，体现出文化从技术基础形态到文化内容产业、数字传播、体验营销的转变，彰显出行业的跨界与融合已成为互联网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趋势。

有论者认为，“互联网+”推动了互联网多媒体技术、智能终端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了产业的发展质量，促进了产业的升级，但文化领域存在“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的问题，成为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互联网掀起的消费革命成为了供给侧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契机，通过互联网这一全新平台，产生的新的消费倒逼产业转型。

文化创意助力特色小城镇建设

城镇特色产业应注重科技支撑

有学者认为，加快小城镇发展,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创意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小城镇建设的文化特征在于特色，即应避免“千城一面”的窘境，着力展示出小城镇个性独特的文化魅力。创意产业是未来城镇特色化建设的主要途径和运作模式，但创意与特色小城镇的结合，目的在于不断地提高自我生活品质，因此在产业开发中需要妥善处理好小城镇建设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好区域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市场化开发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学者指出，创意城镇的建设存在资源驱动模式、创意驱动模式、市场驱动模式、消费驱动模式和资本驱动模式。在城镇特色产业链的打造中，应注重科技创意的重要支撑作用。互联网“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趋势，极大地推进了城镇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垂直在线旅游、城镇电子商务、互联网众创平台、智慧城镇等业态体现了互联网平台对各类文化要素的集聚与优化配置，提升了城镇化的水平。

文化乱象吁求产业伦理新秩序

体系完善和法规建设仍是重点

有学者指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产业格局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一些发展乱象如“百度魏则西事件”“快播涉黄案”等也频频曝出。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基本伦理冲突是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冲突，这一基本冲突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领域表现为公共性与个体性的冲突、公义与私利的冲突,在文化产品的消费领域表现为理性与欲望的冲突、节制欲望与享乐主义的冲突。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乱象频出与快速的社会转型存在密切关系。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成熟，一种新的符合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性道德规范体系尚未形成。以往的发展过程重视科技对社会发展的驱动效应，却相对忽略科技的负面影响，导致技术伦理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构建中处于被漠视的边缘。同时，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造成无法可依。虽然2016年出台了《电影产业促进法》、《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但文化领域的法规数量就蓬勃发展的整个产业而言仍显不足。

（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法学篇

 

行政立法要超越部门利益

有效武器是厉行立法问责

有学者认为，国务院发文强调防止立法成为“要照顾”“争优惠”的“政策洼地”，就是要给立法工作计划的实施提前预警，革除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潜规则，遏制“立法走私”、“立法谋私”甚至“立法腐败”现象。法律法规是立法部门提供给社会的特殊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必须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公意性，否则就可能蜕变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产品”。因而，每一部法律法规都应当接受是否存在部门利益法制化的拷问。

有学者认为，遏制部门利益法制化，最有效武器乃是厉行立法问责，向搞部门利益保护的部门亮出问责之剑。要像雷厉风行的行政问责和司法问责一样，高度重视立法问责，加大立法领域的立法问责力度，对于出现明显的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的法律法规（含草案），要问责有关承担起草和审议的部门（包括立法起草部门和立法审议决策部门等），追究相关部门立法失职的法律责任。

重塑法官与律师新型关系

折射国家的法治文明水平

有学者认为，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是国家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确保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各项权利，也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和法定义务。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该规定明确,要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出庭权、辩护权等八大诉讼权利，进一步推动了法官与律师新型关系的形成。

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程度，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系到律师作用能否得到有效发挥，也关系到司法制度能否得到完善和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律师业的发达程度、律师权利的保障水平都堪称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晴雨表，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水平。律师权利的保障也在相当程度上维系着司法个案的司法公正，律师权利得不到保障也将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乃至影响司法机关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迫切需要一部成熟科学的民法典

编纂民法典需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近年来，法学界和社会各方面对编纂民法典的呼声高涨，编纂民法典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主客观条件。编纂民法典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更是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

有学者认为，210年前，主持制定法国民法典的拿破仑曾自信十足地向全世界宣称：“我的光荣并不在于赢得了40场战役，因为滑铁卢一役就使得这些胜利黯然失色。但是我的民法典却不会被遗忘，它将永世长存。”此言不虚，法国民法典的确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民法典编纂。时至今日，民法典的科学化程度，依然是衡量现代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日中国，迫切需要一部成熟科学的民法典。

有学者认为，在民法典编纂已经拉开序幕的新形势下，亟须立法者切实担当起编纂民法典的历史使命，大力弘扬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用工匠精神反复打磨民法总则草案、民法典草案，努力编纂出一部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民法典。

“设在百姓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

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基层的普法驿站

有学者认为，设立巡回法庭，彰显了司法为民和诉讼便民利民的服务理念。近年来，随着案件纠纷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当事人申诉、上访的诉讼成本很高、代价很大。巡回法庭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被老百姓誉为“设在百姓家门口的最高人民法院”，能够让基层的老百姓、当事人和律师有更多机会、更便捷的渠道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节约他们到最高人民法院打官司及申诉、上访的成本，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打官司。

有学者认为，巡回法庭也是司法改革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堪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触角”。巡回法庭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创新，为全国法院总结、创造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巡回法庭，也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基层的普法驿站，是进行法治宣传和普法释法的权威平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等法律工作者“以案释法制度”。法庭是进行法治教育和法治宣传的最直观的讲堂。巡回法庭在巡回区域内开庭审案，能够直接向群众展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的形象，增进了社会对司法过程的了解，发挥司法教育和普法宣传的作用。

（作者刘武俊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新闻传播学篇

 

坚持人民性与党性统一

指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有学者认为，从历史的维度看，“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从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开始就成为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原则；从理论的维度看，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提出的基本规律；从实践的维度看，它是在新时期做好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基本指引。

有学者认为，三方面原因导致出现割裂甚至对立二者关系的错误认知：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将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缺少历史的科学分析，陷入各种各样的误区；离开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在二者关系问题上产生片面性。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就是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加强互联网的治理

建设网络良好生态

有学者指出，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需建立健全政府的互联网舆情工作机制，使网上网下形成的“同心圆”不断壮大。政府要建立网络信息发布机制、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信息的公开透明，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形成统一规范的网络问政流程和监督反馈机制。同时，政府还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与之形成良好互动。

有学者指出，网上斗争是一种新的舆论斗争形态，必须讲究战略战术，提高政治鉴别力。对于网络信息舆论：一要看该观点思潮所代表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二要看其国际国内动因；三要看其政治社会影响；四要看其理论事实依据。

还有学者提出，掌握网络治理的主动权，关键在于认清大趋势，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网络安全问题；要充分认识网络安全面临的形势和风险；树立大视野，努力掌握互联网全球治理主动权。

重新回归本土话语实践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

部分学者呼吁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应该注重一些重要概念的考察，尤其是概念使用史的重建，以给本学科做好“打桩”的工作。由此一些频率较高的新闻传播学核心概念或语汇被重新推敲审视，甚至基于其在现实中的话语实践进行概念的重塑。

有学者指出，“党报姓党”具有深刻的历史底蕴，它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被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因党而生，为党而立，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党媒姓党”的理论根基，决定了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彰显出“党媒姓党”的理论科学性。

“新闻传播”转向“公共传播”

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人才

伴随网络媒体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高校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需求不足的新挑战。是继续为传统媒体培养职业记者，还是为正在兴起的大传播业输送人才?

有学者指出，伴随着网络化关系社会的兴起，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范式需要从面向“新闻传播”转向“公共传播”，运用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来重构新闻学的理论、研究及教学，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人才，而非只是面向机构培养职业新闻人才。

有学者提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国内当前共有681所大学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界亟须一本体系完备的教育年鉴，为此倡导出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以为卓越新闻人才的培养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借鉴。

(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