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把其重要性提升到“引领社会变革的时代先声”高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要上一个台阶、要走出自己的道路——最高层对这一议题的强调，释放了什么讯号？ 笔者认为，讯号的核心可以总结为“以理服人”这四个字。这里的“理”，强调的是执政的“法理”，即西方政治学中强调的Legitimacy。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摸索着全新的发展模式。一个模式的建立，需要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成效；二是支撑该成效的概念构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第一个因素上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简明扼要地指出，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再不发展，就要被开除球籍。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从开除球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蜕变；相对滞后的，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一套连贯的理论体系。然而，缺乏了这个因素的有力支持，中国的发展没有了自身有力的发言人。

中西方对政党体系的不同概念

笔者在美国的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对于中西方关于政党政治根本不同的理解有切身体会。美国本科政治学导论常用的一本教材名为《权力与选择》（Power and Choice）。该书在谈到政党时，特别强调指出，政党的存在，必须以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为目标。以美国为例：大家知道的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但其实登记在册的政党林林总总，数目众多。美国是公认的两党政治，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其他政党获得国家立法权、执政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这并不妨碍诸多政党把赢得选举，从而夺取行政和立法权作为其存在的根本使命。另外，有些政党虽然在国家级选举中没有取胜的机会，但在州、镇、市等地方级别选举中却有取胜可能。

总而言之，以美国为代表，西方的政党体系和其选举体系密不可分，两者共同构成了其根本的政治生态。而这样一个政治生态，在中国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在其序言里，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宪法确认了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唯一执政党，其他政党为参政党，对执政党进行辅助协商。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不存在执政党的不确定性。 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别，说明中西方不可能在政党的概念上取得根本共识。如果说西方的政党成立后需要首先解决的是参政权的话，那么中国的政党在被执政党批准成立后，就已经跨过了参政的门槛，直接进入议政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中国特色”在成为概念以前，早已成为实践。现在需要的，是概念构建的补课。

从价值和历史角度看西方对政治发展的话语权

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特色”这四个字就频频出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与其说是理论纲领，莫如说是对现实的描述。毕竟中国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先例。正因如此，“中国特色”往往蕴含着做起来再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等实验意味。 三十余载春秋过后，彼“中国特色”已非此“中国特色”。今天，这个词汇固然包含了继续实验的意味，更包含了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从理论角度分析、总结和归纳中国道路。以政治学为例，如果中国的学者们拿不出清晰、逻辑畅通的关于中国政党政治模式的阐述，那么对中国政治体系解读的话语权，会继续掌握在西方手中。这种学界的发言不平等，是一种客观存在。

是什么造成了西方对中国政党政治解读的话语权？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价值观的根本冲突。西方的政界和思想界主流，从来没有掩饰过对自身制度的优越感和自信，并从根本上认为其制度具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性。其中，以“民主和平”（Democratic Peace）理论为引导的西方决策者和学者，更认为自身的政党政治制度是走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唯一通途。 以美国为例，应该讲这一套观念从孩童时期开始，就通过学校教育和诸多媒体影响，得以深深内化。这也造成了西方从政府到民间，对于与己不同的制度天然的怀疑和排斥。这种情绪不是单方向的——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文化优势，西方对其制度的维护和推广，对未采纳其制度的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除了价值冲突外，也应看到西方对政党政治、政体性质的话语权也有历史的原因。当代的诸多政治概念，如主权国家、多头政体（polyarchy）、各种选举制度等，均起源于西方。作为先行者，西方政党政治在其模式下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而非西方国家，不少是被强纳入了这个体系。作为规则的最初制定者，要求西方政界和思想界跳出历史的框架，给这些成熟的概念一个全新的定义以便来解释中国的现象，这是不现实的。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体系

过去三十多年间，西方试图把中国纳入其政治制度体系的努力没有成效。但反过来我们也要承认，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在蓬勃的自信心驱使下，中国官民也曾想通过发展的成绩单，并借力于丰富的文化遗产，打造出和西方平等交流，使其信服接受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但同样收效甚微。中西方在政治基本概念和相关价值取向上，愈发体现出“道不同不与谋”的倾向。 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体系，应该放在这个大环境下思考。此时高层对于学术建设走自己的路的呼吁，与其说是为了与西方交流，不如说更多是处于对自身的考量。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界需要就中国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中国的民众一个交待。西方对政治体系的话语主导权，不仅对中国决策层造成压力，也对中国民众造成挫折感。这已经在前几年的“与西方争夺话语权”中颇有体现。

第二，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也会对今后国家往何处去做一个大局观的交待。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门顿开那一刻对外面世界知之甚少的小学生，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利益和风险均已全球化，不能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来处理国家的总体发展，需要有一套相对成熟稳定的政治体制概念来定义、操作和规范执政党和国家的治理。第三，就是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尽管不能期望短期内打开西方市场，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的理解和支持上仍大有可为。

中西方政党体制的交流沟通

谈罢横亘在中西方对政党体制解读的巨大隔阂，以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急迫性，笔者在结尾处再略谈一下双方政党政治研究、治理实践上交流的必要性。还是以美国为例。近年来美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体现出愈来愈令人担忧的倾向，即民主和共和两党在价值、目标、政策等方面的不可妥协性，其结果是两党的主导权越来越被极端声音垄断。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主政期间，共和党获得了“只会说‘不’的政党”（The Party of “No”) 的绰号。这一说法生动体现了对于奥巴马政府各项政策，无论内容如何，先反对起来再说的态度。奥巴马也不示弱，在六月初视察印第安纳州一家工厂的时候，这位民主党总统给共和党扣上了“反政府、反移民、反贸易、总之——反变革”这样一副大帽子，其挫折感溢于言表。在两党“你赞成的我就反对”这样的气氛下，出现了政府关门，最高法院法官人选难产，议员连做21个小时发言以阻挠法案通过等闹剧。 近年来，“gridlock”这一曾用来形容全面交通大堵塞的词汇，已成为形容美国政治僵局的主流词汇。六月初路透社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65%的人认为国家在错误的道路上。如此低迷的民意，体现了广大中间派选民对美国的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和参与兴趣。美国的政治学界，此前有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即“政党决定论”（the “Party Decides” Theory)。然而此次共和党特朗普和民主党桑德斯的异军突起，尤其是前者夺下了共和党总统提名，体现了民众对两党主流政客的厌恶。这一发展严重颠覆了“政党决定论”这个影响巨大的理论。看来，需要对政党政治概念和框架进行构建的，不仅是中国的学者们。事实面前，西方的学者也要对其自以为成熟的理论进行主要修正。 从中国的角度讲，与西方政体的根本区别，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交流、学习的可能。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西方经验有机分析和扬弃中取得的。西方体制中，对于中国政党政治最有参考价值的，恐怕是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根本大法和历史道路，固然规定了执政权隶属于单一政党，但执政权受宪法保护不意味着执政权不受监督。习近平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一把手，多次强调要补齐党内的制度短板。从严治党的根本是制度治党。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党规党纪要严于国家法律。这一提法本身就颇具中国特色。从政策上讲，反腐的长期化和中央巡视制度的常态化，都可以理解为推进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 总之，把执政党内部建成蓬勃的民主机器，其核心是监督。西方的相关监察机制，必有可为中国所用的经验，这和高层坚持中国的根本道路并不矛盾。对他山之石的具体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就是中国的政治学者需要向政府和社会提交的一份答卷了。

（孙 晶 作者为美国丹佛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