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人类作为生物界最高智慧的动物，有能力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基于经验又超越经验的认知成果。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不存在有无之别，但存在类型的差异。简而言之，中华文明更偏重道理，西方文明更在意知识。

当下，国人普遍追求知识。从虔信“知识改变命运”到口不离“知识点”，“知识”充斥国人的思想和言说，而“道理”几乎沦为吵架专用语，“不讲道理”是日常生活中最常听到“道理”话语。至于何为知识、何为道理，也无人细究。其实，中国古人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始终坚持“讲道理”的取向，并由此形成自己的认知风格、智慧形态和生活态度。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喜欢用成语，言简意赅，通常是四个字组成一个词组，就把某项认知结果生动呈现出来。就音节或文字数量与信息传递效率之“性价比”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总体上说，中国文化通过成语表达的明确态度是“取道理而舍知识”。

成语“刻舟求剑”，源自《吕氏春秋》。它所讲述的故事，恰恰提示了我们道理与知识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船在运动，河底静止，剑从船上掉落河中，是从运动状态进入静止状态，而船上客人与刻痕处于相对河底与剑而言的运动状态，刻痕如何保持得了与剑对应的位置？如此理解当然不错，但古人使用这个成语时，更多想到的是时间轴意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什么事情能一成不变？不知变通又能如何处世立身呢？这才是“刻舟求剑”真正传递的“道理”。

这种对事物细节置之不论，专注于变化状态的认知角度，源自中国文化对事物所处状态要比对事物本身更敏感的思维特点。而且，古人根本没有打算做量化计算，什么船行速度、河流速度、水流可能把剑带往下游多少距离等等，都不是成语所试图回答的，而是径直由动静不匹配，得出身处变化的世界必须与时俱进的道理。这是“中国道理”区别于“西方知识”的方法论标志。

事实上，知识具有数量特征，可以积累或递增，犹如货币，而道理不具有数量属性，只能逼近，而且最好采用不同的方式逼近，避免落入前人的窠臼。这个重大区别体现于，西方学人承认“站在巨人肩上”的必要性，因为知识有先后相续的内在传承关系，而中国文人强调发散性的微言大义式阐释，其极端形式甚至可以到达禅宗的“不可言亦不许言”的程度。

因为追求知识的无限增长，所以西方文明选择以人类世代的无限性破解知识及其生产无限性的策略路径。方法和工具因此成为西方认知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足以掌握的形式逻辑和概念体系。而相信靠个人跳出前人窠臼，实现对“道”的把握和道理的创新，中国先人坚持直到今日人类还未能完全破译的“顿悟”。

依赖于个人资质，缺乏普度众生的方法，也不注重方法开发，是“道理”思维的伴生现象。打个比方，同样过一道认知高墙，西方通过打造一架梯子，每一代造一级，通过世世代代持续努力，梯子就会越来越高。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常人的智商，都可逐级而上，最后越过高墙。而中国人注重个人悟性，宁可练习飞檐走壁之功。天赋异禀者一跃而过，资质不足者最后只得跌落墙角。真正的悲剧是，人类中绝大多数属于资质平庸之辈，难以逾越高墙意味着他们最终无法分享圣人的微言大义，更不用说悟道。

因为强调把握“道”，所以推崇“君子不器”。无论专业知识还是生产技能，都属于不值得君子关注的“器之学”。数千年里，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能打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有经验或实证基础的理论体系。归纳性的概括，有；演绎型的理论，没有；就是最接近理论形态的中医，其演绎功能也极其有限，中药及其机理基本停留在“神农尝百草”、靠经验试错状态。

“道理论”固然承认人道体现天道、人道服从天道，从而以天道唯一性作为人道共通性的依据。但因为“道可道，非常道”，无论天道如何融入人道，最后世人能够把握的，仍是人之所“道”，彰显的还是人文秩序，而“自然之道”本身永远云罩雾遮，难以逻辑界定，更无法确定其在人文秩序中到底占有多大比重，又是如何体现的。因此，中国人至今讨论问题，仍常纠缠于“善恶之争”，立场决定观点、态度决定是非等，重主观判断而轻客观依据、重人文秩序而轻事物规律。

当然，无论“道理论”还是“知识论”，都各有利弊。择其大处而言之，“道理论”使得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学习能力，因为明白“道理”就能一通百通。然而，一旦面临从“学习、学习、再学习”到“创新、创新、再创新”的转变时，原创能力不足的毛病势必成为继续发展的最大掣肘。更应该重视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化内在的“道理论”倾向，缺乏对“知识论”的亲近、体认和娴熟，以“道理论”对话“知识论”难免邯郸学步，最后陷于既提炼不出道理、又创造不出知识的“两头不着地”状态。今日在“道理论”的一端，迫切要求更加开放的中国，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之时，说清楚中国的道理；在“知识论”一端，迫切需要在教育科研的重要环节，如发现问题、观察世界、提出创见、获得发明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