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规模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

——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的启示④

　　“超大规模”既为我国抵御外部风险挑战提供了充足有效的回旋余地，也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强力支撑

　　中国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航者”和“主心骨”，能够把内部巨大的丰富性统一到国家的整体框架中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这个判断所彰显的中国之大，有着生动的呈现。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在继续巩固；在科技领域，“天眼”探空、“蛟龙”探海、“嫦娥”探月，国际媒体感叹“中国正在把科学‘超大化’”。走过70年风雨，中国以大国姿态屹立世界东方。

　　有人把中国之大概括为“四超”，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底蕴。19世纪，英法崛起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日崛起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新中国70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与“10亿级人口规模”相结合，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绝无仅有的壮丽征程。大江大河、大潮奔涌，中国善谋善成，把后发劣势变成了后发优势，把规模优势转化成了发展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正是因为“大”，让我们有条件实现规模效应。一方面，亿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不断释放“人口红利”，而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更让中国形成了无可替代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相互配套、相互衔接、形成集群，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效率优势。这两者构成了规模效应的一体两面，成为7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学中，“雁阵模型”下的产业梯次转移常用来解释后发国家的发展。然而，正如学者所言，中国巨大的规模和体量，“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内部就可以形成“雁阵”，实现分工合作和产业协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地方因地制宜进行探索，比如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苏南模式”、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温州模式”、外贸加工出口导向的“珠江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放眼当下，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中西部，不同区域之间虽然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协同性。这样的纵深，既为我国抵御外部风险挑战提供了充足有效的回旋余地，也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强力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

　　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能够把亿万人民凝聚起来，激发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规模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发展优势，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面积广阔的国家，但却少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如此快速地发展起来。中国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航者”和“主心骨”，能够把内部巨大的丰富性统一到国家的整体框架中，能够把内在的力量凝聚到民族的共同目标上，形成整体效能。一方面，东、中、西三个地区按照发达程度不同，正处于前后相续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进行积极的发展探索；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体制又能够把差异性的发展探索纳入到整体框架内，让不同的地区相互借鉴、彼此激荡，形成整体力量。这就能够发挥整体与部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释放出整体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曾感叹：“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搞建设，很不容易。”他更豪迈地宣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应该有雄心壮志。”新中国70年，“超大规模”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也是我们不惧风浪的底气所在。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我们的事业将一往无前，我们的未来将充满希望。（人民日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