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3月14日消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年初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刚刚交付两会审议的“两高”报告，也都强调要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动摇，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反腐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而当反腐进行至今，在保持高压打“老虎”、拍“苍蝇”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关照深层思想意识中的腐败根源问题。

　　社会上有人不无痛心地将腐败现象指称为“腐败文化”，觉得“无信”、“失德”、“人情关系”已经成为某种社会习俗。然而这种所谓的“文化”性，不是任其发展的借口，不能用“传统观念”去辩护，也不能因为其难以撼动而索性置之不理。要相信，文化的改变虽然缓慢，但可通过引导而加速。那些潜规则、恶劣的官场积弊，要在教育倡导和制度制定中，有针对性地予以纠正革除。

　　比如官场中的“无信”现象。一是双面人。很多贪官都有过精彩的反腐语录：“做清官是一种境界”、“对贪污腐败零容忍”……他们在台上冠冕堂皇、言之凿凿，转身却被“带走调查”，对公众的影响和公务员队伍的示范极坏，更有步入“塔西佗陷阱”的危险。二是政务不诚。像各类评估的事先安排、应付上级调研的作假布置，以及一些纵容作假的荒诞政策。这种公务行为中有组织地弄虚作假，严重败坏社会诚信的肌体。

　　出了这些问题，对广大干部的经常性“廉政教育”，需要很好地反思。“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廉政教育应符合常人心态、符合科学规律。比如导向上应节制表态，鼓励官员说心里话，摒弃高调空话，以防麻木脱敏、言行脱节；方式上，更要反对一切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是廉政的大害。有人撰写廉政教育体会也要套“模板”，模板一套，各种虚构、编造、无中生有，必然消解教育效果。而在制度上，更要支持敢讲真话、能讲真话，立“明规矩”、破“潜规则”。同时还要检讨行政行为，以及可能诱导普遍作假的政策，营造一种“如假失效”的氛围，从而全方位修复诚信生态。

　　另一方面，则是要强化监督制约，大力树立公德。道理人人都会讲，但当下社会的一大问题，在于“公德”往往轻于“私德”。朋友私人之物，多数人绝不会去据为己有；但若公款超标消费、拿公款送礼，很多人心理上就没有障碍了。一个人的档案里除了性别其他都是假的，学历也造假，申报也造假，这类丑闻如今屡见不鲜，何况还有形形色色的官场假话。这些有失公德的方面，正是为腐败滋长提供了土壤。

　　失公德不是小节，官员讲公德，应该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反腐的大目标下，尤其要强调公德。一要公开——官员失公德，要态度鲜明地公开、不掩饰，让公众评判、舆论喊打，提升失德的“耻感”。二不容忍——官员失德失信必须付出代价，在制度上有制约和监督，如留下“不诚记录”，在任用、奖惩时予以反映，伴随官员从进场到离岗退休，以其警示性助达“治本”效果。说来说去，对于“失公德”的追究，不能高高举起再轻轻放下，必须要“动真格”。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刚化制度规则，对抗人情关系。现今社会生活中所谓的人脉势强，遇事先找关系。制度在这种状态中难以坚守，诚信风气难以普及，更容易引发公权力失范。拉关系、依赖人情，某些方面是受了现实的“教育”——人们屡屡体验“规定”不可靠，倒是关系之下诸事好办。人人在建立、维系自己的关系，无视规矩、制度、公德，“信关系不信规定”的逆预期，成了集体无意识。

　　情感交换的存在，源于规则不强。毕竟，若对规则有确定的预期，何须求人找关系？规定、程序、监督、处罚，都与“人情”对立，而“人情”恰恰需要外在的、可操作的制度规则去对抗。这是改变内在“文化”的出路，也是现实中官员摆脱人情困扰可凭借的理由。纯私域的生活交往自可讲情，也应当有人情，但一旦涉及“公”字，就必须强化制度，做强规制和法制。为官行政、用权执法者，涉公权的行为必被规制，杜绝人情润滑，力避交换情感、人情行为。

　　愈是“人情社会”，愈是要重视制度的价值，时刻强调“规则意识”、“契约意识”，以“严苛制裁”甚至立法加严格的制度执行，让制度“刚”起来，使潜规则失灵。从细微处说，落实“八项规定”，当坚决执行！（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