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祥：官员的“获得感”从何而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到“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也就是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作为一个官员，其“获得感”应与一般民众的“获得感”有所不同。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其手中拥有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当其很好地履行了职责，为社会提供了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人民的生活和工作创造了好的外部环境，使人民有了“获得感”时，自己也才有“获得感”。如果官员们整天想着自己的权力、地位或者物质等方面的回报，而且是通过投机钻营获得，那么，即使他们的内心有“获得感”，那也不是健康的“获得感”。为此，一个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为官理念。

　　第一，正确的荣辱观。官员行使的是公权力，而公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其根本目的是为民谋福利，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官员应以谋取人民的福祉为荣，以谋取一己之私为耻。与此相适应的是，不能以个人政治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利益回报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就，不能以个人的利益回报为荣，而应以人民有“获得感”为荣，有的时候还需要为此牺牲个人的利益。当一个官员因百姓的“获得感”而产生自己的“获得感”时，其为官修行才能获得人民的真正认同，也才会因此赢得人民的口碑。

　　第二，正确的政绩观。人的需求永远都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在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人们必然会提出更高和更多的需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温饱问题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人民群众的需求重点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是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官员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老百姓就会有强烈的“获得感”，因此，经济的发展便是官员“获得感”的源泉。进入21世纪后，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需求层次也相应提高和多样化。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环境和生态、完善的公共设施和其他社会服务等各方面需求，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社会建设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官员还沉醉在经济建设之中而忽视社会建设，即使经济获得了发展，但由于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老百姓的“获得感”也会下降；如果官员还因此沾沾自喜，满足于片面政绩带来的“获得感”，那就不是一个健康的“获得感”，甚至会被百姓所唾弃。

　　第三，正确的权力行使观。在发展初期，如何尽快发展本地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一个官员只要能提高当地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好官，对权力行使的要求并不高。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也相应提高，对政府权力行使的要求也更高：要求官员科学决策和阳光决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更多地把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社会；即使还需要政府保留的权力，如行政审批权，亦要求对政府进行限权，规范审批标准，简化审批流程，实现“一站式”审批等；当行政行为侵害到民众的合法权益时，要求政府有及时的救济措施，等等。如果一个官员没有意识到民众需求的这些变化，仍然凭主观臆断决策，我行我素，不尊重群众的权利，表面上看似雷厉风行，权力运行效率高，实则存在着重大的隐患。这个时候，虽然官员个人可能会有“获得感”，但群众却可能产生一种“被剥夺感”，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将丧失殆尽。（作者系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公共管理学系教授）